先說兩則笑話。其一：某諾貝爾獎得主一次赴中東某國開會，知道要與該國總理吃飯，遂先研讀該地區歷史，希望晚餐時能聊聊化解恩怨情仇糾葛的辦法。果然，在晚宴期間該諾貝爾獎得主有機會提出構思已久的解方。沒想到總理立刻接腔：「Oh, you must be a scientist; you scientists try to solve problems, we politicians only live with them」。
笑話二：某中研院院士小孩讀國中，一日教育部長來訪巧遇其子，順便詢問其子國中之情況，其子敷衍以對。教育部長離開後，院士訓子:「喂，何以敷衍部長？」其子答曰：「哎喲，我們老師說，不要向教育部長講太多，否則他們一時興起又要搞教改了」。
以上這兩則例子，都明顯刻畫出一般社會大眾「聞改造、改革而色變」之情境。改革當然不是不好，但要知道改革的目的，做好配套的準備，因應改革過程中可能發現原未料及的問題。因此改革應有彈性，不宜為了成就「改革」之名而折損了原有的優良文化。現在，也讓我為許多學界朋友代勞，對行政院「組織改造」的種種後續發展，發發牢騷。
在行政院組織改造的大架構下，不少「委員會」被迫要改成「部」。要把「會」改為「部」，據說是因為某些立委出於誤解的善意：他們以為「部」比較大，所以基於尊重文化、尊重科技之心，要把文化建設委員會、國家科學委員會「升格」為文化部、科技部。
但是「部」比「會」大根本就是錯誤的觀念。更麻煩的是：江湖上善意、惡意人士不只一組。除了前述「升格夢想派」，有人要在改組後的XX部塞進一個她認為重要的三級機關，於是在三級機關總數不變的前提下，硬是要幹掉一個現有三級機關。這是「暗渡陳倉派」。有人大老早就看上XX部成立之後會多出某個肥缺，於是現在贊成以備未來卡位。這是「佔缺卡位派」。有些人則藉著新部會組織法需要通過而開始要索，從預算到人事到研究計畫無奇不有。這是「過路收錢派」。組織改造未必產生甚麼效益，卻平白為部會增加許多「被要脅」的機會。但是上位的行政院組織法已經通過，下位的機關組織法不改也不行；機關被要脅，又能奈何？
雖然行政院「組織改造」聽起來是一件偉大而高尚的事，但是部會經手的人都知道，他們在過程中處理的，多是些狗屁倒灶的爛事。而且，隨著組改完成部會一個個增加，越到後面其爭議點越尖銳，而需索設立未果的益發加強遊說，部會首長次長也就要花更多時間在立委辦公室窮磨耗。可是組織改造究竟給部會帶來什麼好處呢？在過去三年，我從來沒有聽人提起組改如何發揚文化或提升科技或提振經濟，卻見到不少完全不知文化科技經濟為何物的人，藉組改胡作非為。
到政府單位走一回，我才終於能體會為什麼前述中東某國總理，即使是有心要做事，還是儘量live with the problems。 改造、改革都是不容易的，都極有可能在過程中走岔的，往往也都容易一小步走岔就越來越糟糕的。這又讓我想起另一則故事：
1999年世界銀行辦中國經濟研討會，外國與會者一致認為中國大陸應該要讓外匯自由化，唯有一位中國學者人反對。他反對的理由乍聽幾近無厘頭：「匯兌自由會惡化中國大陸的貪污」。甚麼？＃＊☆※！與會者一片咒罵。此人繼續說理由：「因為貪官更容易把贓款匯到國外」。外國人一開始完全沒想到這些，但是聞言後始覺言之成理。可見改革所引發的變化，極可能遠在原先思考的主題、框架、想像之外。除非提出改革者全然洞燭機先，否則極可能越改越糟。但是，世界上有誰敢說自己是洞燭機先？
再回頭看行政院組織改造。台灣行政體系另外一個箝制，就是「官制官規」的形式主義。比如說，每個部一定要兩個政務次長一個常務次長、每個司一定要有一個司長一個副司長。但是政府存在的目的是要服務人民，如果僵硬的官制官規沒有有效服務人民的必然性，那麼為什麼一定要搞一個形式一致的制與規，去抹殺各機關原有的效率？這是什麼神經病邏輯？
在組改以前的若干部會，我們是有這個彈性的。以往國科會的三位副主委全是政務任命，中研院的三位副院長一定是院士，許多學研主管全由學術界借調來，不少學研單位不設副主管，而即使有不懂學術的行政副首長、副主管，他們也幾乎不干涉處內各學門的業務，基本上不能算是各學門的長官。
之所以服務學術研究的單位要有這樣的組織彈性，就是基於對學術自由的尊重。學術與科技研究最最重要的就是包容多元、突破框架的創新、提出開創性的論述，而要鼓勵這樣的多元、創新，當然就不能以官僚體系的框架去卡、去揑、去約束、去「為求一致而統一」。學術界連SCI研究指標這種單一量尺都堅決反對，更何況莫名其妙的單一組織框架。
簡單地說，學術界是靠理解學術本質、擁有學術聲望才取得領導的正當性，而不是靠資歷、職等、行政官階。中研院的副院長如果不是院士，即便「行政資歷完整」，怎麼可能管理術業專攻的各研究所？次長、司長、處長若是學問不好，他們應該要謙虛學習對學研的尊重，而不是硬耍官威，把學術塞進行政的框架，向學術界宣揚「官制官規拜物教」。
在組改之後，不少人都覺得，行政院若干原本有彈性的機關，都一步步往官僚僵化邁進。有些行政官僚只看到主管部裡大大小小的法規，卻對於這些法規所規範的「學術」、「文化」、「創新」等業務本體所知有限（或一無所知）；他們只對於法規本身的抽象體系完整有深刻的了解，卻忘了其所規範對象的實質特殊性。照理說，法規是為提升人民福祉而存在的，但是「官制官規拜物教」卻永遠只看到形式、框架、體制，完全沒有對實質內涵的虛心、學習。司法體系裡有恐龍，而行政體系裡的恐龍，在組改之後身影更是巨大。
一個十二年國教的「改革」，改變了許多台灣人十一月底的投票行為，至今民怨未歇。一個行政院組織「改造」，也可能把許多有彈性的好制度快速摧毀。改革、改造，都令我怕怕，尤其是小白兔所發起的、經手的。真希望，台灣的學術界、文化界、科研創新環節，能夠live with the old system。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員、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