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個結論，我只是稍稍加以修正：中國不是「完美的法西斯國家」，而是「空洞的法西斯國家」。習近平及其文膽平庸得不能再平庸了，他們炮製不出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來；而中產階級對中國和世界的真相大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們不會主動反抗過於強大的共產黨，但他們都會將孩子送到歐美去讀大學，如果下一代能夠留在歐美生活和工作當然更好。
昨日讚美納粹德國和蘇俄，今日讚美中國
本書不僅致力於揭露中國的真相，也嚴厲譴責西方對中國的綏靖政策。這種綏靖政策不是史上第一次。此前，西方也對德國採取綏靖政策：「納粹德國當年廣泛受到敬重，直到把歐洲和世界拖入戰爭，大家才恍然大悟。今天，我們不喜歡回想此事，但是，對早期納粹德國對敬重，曾強烈地存在於後來與德國打仗的所有國家之中，包括那時的知識分子。即便看到了如此驚人的景象：越來越邪惡、野蠻和種族主義的獨裁體制，以及希特勒每逢講演時的咆哮瘋狂，人們還是對納粹讚美不斷。」作家石黑一雄在其代表作《長日將近》中描寫了優雅的英國紳士們熱情款待希特勒的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的場景，那些文質彬彬的英國名流對一戰中打敗德國以及戰后對德國的懲罰心存愧疚，並認為英德合作是世界和平的根基，卻對希特勒的狼子野心一無所知。他們不能將所有的錯誤都推到參加慕尼黑會議的張伯倫身上。
第二次的綏靖政策是對蘇俄：「許多面對蘇聯的觀察家，把蘇聯視為一個足以取代民主政體的選項，認為一直到斯大林時期及之後，該政權在許多方面都很優越，有時連道德上都更優越。又一次，即使知識分子知道了那些本來應該無法讓該政權成立的事情：農村集體化運動和大饑荒、作為統治工具的政治屠殺、與希特勒合謀吞併波蘭東部及波羅的海國家、古拉格勞改營、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們還是對蘇聯讚美不斷。到了一九七零年代，當我還是挪威奧斯陸大學的學生時，校園各處都在講説，東歐政權，特別是東德，在很多方面都要優於我們自己的制度。」左派統治的西方學界和媒體，長期對蘇俄竭盡歌功頌德，英國作家蕭伯納、法國哲學家薩特、美國總統羅斯福都是蘇俄的吹鼓手。直到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崩潰，西方左派才宛如大夢初醒。
俱往矣，納粹德國和蘇俄如今都已聲名狼藉，人們又將美好的想象投射到中國身上。斯坦·林根指出：「今天，中國吸引了人們的讚美。哲學家們讚美中國是一個文明之國。全世界的生意人，還有學者，都爭搶著登上中國舞台。」這一趨勢，隨著中共大外宣戰略的展開，愈演愈烈。中共投入的收買西方媒體和名人的資金，是納粹德國和蘇俄望塵莫及的。納粹德國和蘇俄有足夠的意識形態自信，他們確實有一套「自給自足」的合法性論述，他們的重點是在國內宣傳洗腦，至於西方民主國家對他們的看法，他們並不太在乎；相比之下，中共缺乏「理論自信」，中共的意識形態是斷裂的、自相矛盾——如果堅持毛澤東批判孔子是正確的，今天為什麼在國外設置為數眾多的孔子學院呢？
中共雖腰纏萬貫而內心極度自卑，在海外如天女散花般撒錢，收買洋人爲自己抬轎子。錢多好辦事，洋五毛們果然爭先恐後地跑來了。比如，加拿大學者淡貝寜吹捧中國高效率的「賢能政治」超越了西方低效率的民主政治，儒家價值幫助共產黨的統治穩如磐石。由此，他在中國學界取得了作為一名洋人的最高地位—從清華大學教授任上躍居山東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再比如，德國之聲專欄作家澤林專門撰寫讚美中共的文章，這個連中文都不會的作者自稱中國研究專家，甚至説六四屠殺是「一時失誤」，引發天安門母親發表聲明指責其「連畜生都不如」。那些批評他的華裔記者遭到解聘，他卻穩穩佔據德國之聲專欄作家的位子，讓人懷疑德國之聲是不是淪為中國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德語部。
與這群洋五毛辯論，無需太多的理論，只用像斯坦·林根這樣在書中列出若干事實，就能讓謊言成為謊言、讓真相成為真相，正如荷蘭學者馮克所説：「中國之外，不乏有學者與權威人士會説，中國的獨裁體制是爲了更大的善。而斯坦·林根這本及時的著作，則有系統地把這項宣稱的每個部分給一一摧毀。」《完美的獨裁》絕對可以成為當代中國研究的一本必讀書。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