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兇猛，人的本性也非溫良恭儉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頭老虎蠢蠢欲動。美國電視連續劇《西方極樂世界》講述人類有了一處可以活出「真我」的地方：宛如迪斯尼樂園升級版的「西部世界」，在那裡有許多跟真人一模一樣的机器人「接待員」，遊客可以隨意地對他們施加性欲和殺戮。機器人「接待員」被遊客殺死之後，會被公司回收、修理、復活，按照劇本再向下一批遊客演出。直到有一天，有一些機器人「接待員」產生了自我意識，決定反抗被設定的命運。於是，原先有條不紊的「西部世界」，出現了機器人對人的「反向殺戮」，樂園變成了地獄。
「西方極樂世界」只是電視屏幕上的故事，「東方極樂世界」卻實實在在地存在著，那就是「比小說還要神奇」的中國：在這個國度，「高端人口」如同掌握生殺予奪之權的遊客，「低端人口」如同逆來順受的機器人「接待員」；「高端人口」如同帝王般窮奢極慾，「低端人口」只能滿足於「坐穩了奴隸」的時代。生活在中國內部的人，參加排外遊行時自以為是自由自在的「高端人口」，等到隆冬深夜被驅離出租屋時才發現原來自己是一無所有的「低端人口」。生活在中國外部的人，到中國匆匆旅遊一趟，看到車水馬龍、高樓大廈，以為是人間天堂、已經實現的共產主義。那麽，哪一個中國才是其本相呢？
挪威學者、牛津大學教授治學斯坦·林根（Stein Ringen）撰寫了一本事無鉅細的「中國導遊手冊」—《完美的獨裁：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書中描述了在這個號稱「人民共和國」的國度，人民如何被剝奪基本人權，又是如何生存且遺忘；書中也剝繭抽絲地呈現了中國領導人說了什麼和做了什麽、黨及政府是如何建構和運作的。作者詳細分析了習近平治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貪腐、黨國機器、共產黨勢力、壓迫機制、稅收與公共服務、國家社會關係，豐富了中國研究的內涵，擴大了政治經濟學、比較政治、發展與福利國家研究等領域。
斯坦·林根指出，中共政權不是共和國，而是「黨國」，黨比國家大，黨淩駕於政府之上。中共使用正當性加上控制的複雜組合來維持它高度珍視的穩定，正如彭麗媛所詠唱的，「永遠坐江山」是黨惟一關心的事情。它買到了正當性，靠經濟上的「分贓體制」，並塑造出「有效管制」的好名聲。它實施控制，靠宣傳、思想工作和強力壓制。作者更發現，在習近平的領導下，管制模式有了改變。「它強化了壓制，回到毛的宣傳與政治教育的傳統，將權力結構合理化且集中化，並擴大了黨的角色。它削弱了集體領導，搞一種新的一人統治，完全是圍繞著最高領袖搞個人崇拜。它把意識形態弄了回來，比毛以後的任何時候還更強烈，這種新的意識形態打著習氏招牌，內裡則是一個民族主義的中國夢。」
不是腐敗，而是有組織的犯罪
反腐是習近平贏得民心支持的關鍵手段。那麽，習近平是真心誠意地反腐嗎？習近平能打贏這場反腐戰役嗎？
認識中國，先認識中國的腐敗。表面上看，中國似乎並沒有某些東南亞國家和非洲國家那麽腐敗。比如，有些國家的海關人員直接要求入境遊客在護照中夾上一張鈔票才予以放行，否則就會百般刁難；中國的海關人員至少不敢如此肆無忌憚。但是，與善於偽裝的中國文化一樣，腐敗在中國通常不那麽明目張膽，卻深入這個社會的肌理和骨髓。腐敗就跟中國的歷史一樣古老，也一直是中共政權之下管治的一個常態特色。斯坦·林根發現：「對許多政府來說，腐敗是個問題；但在中國，不僅進入了國家的心臟，而且規模登峰造極。這個問題產生了嚴重的後果。當國家本身腐敗，就不可能在商業上維持誠實的文化，或在公共行政上維持服務的文化。」
在中國，腐敗如水銀瀉地般自上而下泛濫，掌權者當然要負最大責任。「在最頂端的，是從國家盜竊的高層貪污罪。「腐敗」一詞在此處是不恰當的，太仁慈了。這是有組織的犯罪，可以說是最隱晦的行為，鮮少有公開的確實證據。」不過，自從習近平展開文革之後最大規模的反腐運動以來，政治鬥爭中失敗一方的若干腐敗事實被官方媒體披露出來。比如，周永康及其派系在石油系統的「化公爲私」，徐才厚與郭伯雄兩名前軍委副主席在軍隊的賣官鬻爵，數額之巨大超乎一般人的想象。習近平的本意是讓政敵聲名掃地，民間的反應卻是「天下烏鴉一般黑」，雖然人們對腐敗官員的落馬拍手稱快，但並沒有對「打虎將」習近平感恩戴德——很多民眾在心中嘀咕：習近平為什麼不敢公布其家族的財產狀況呢？
在中國，腐敗成為一種文化和一種制度，不僅在黨、政府、軍隊、國有企業等權力集中的領域盛行，就是在似乎弱勢的民間也形成了「彼此敲詐」的「有毒氛圍」。比如，作為孩子的父母，為了避免孩子在幼稚園受到老師的虐待，不得不給老師送上價值不菲的厚禮。同時，如果這個家長是醫生，又會在醫院利用給病人看診或開刀的機會，要求病人送上「紅包」。病人的命掌握在醫生手中，哪敢不乖乖地送上「紅包」？於是，在這個腐敗的社會中，大部分人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幾乎沒有無辜者。斯坦·林根評論説：「正是上層的犯罪行為，創造了下層腐敗的文化。當基層的政府工作人員看到上司們在自肥，他們也會覺得自己有資格這樣做。」就連中國式的人情往來、紅白喜喪也成為腐敗的一部分。
習近平的反腐運動清除了數十萬名官員，它能否「除惡務盡」呢？斯坦·林根的答案是否定性的。他指出，習近平的反腐敗，是一種「低層次」的反腐敗，更多的是反「壞的行為」，而非反「壞的制度」。儘管習近平在官場上散布了足夠多的恐懼，但是，更大的體系本身並未重新設計以便更為防腐。換言之，「中國的官僚體系就好像是爲腐敗而設計的」，在此一體系中，官員不是由選舉產生的，不必對選民負責，只對上級負責，上下級之間的「恩庇關係」本身就是腐敗的溫床。中國既沒有多黨競爭的政黨制度，也沒有獨立於黨之外的司法系統，又沒有作為第四權的自由而獨立的新聞媒體。這樣，共產黨官員必然因為掌握不受監督的權力而走向腐敗，習近平希望這些官員擁有聖徒般的道德情操，無異於緣木求魚。
是「完美的法西斯」，還是「空洞的法西斯」？
十九大後，中國不再掩飾其磨刀霍霍的兇狠，出手打壓聖誕節：不但發公文，下令黨政共青組織、大學「抵制西方節日」，而且動用警察暴力，強拆聖誕樹、燒聖誕裝飾，又組織民眾上街遊行「反聖誕」，讓防暴警察將城市中心廣場團團圍住，不允許年輕人聚集起來辭舊迎新，宛如處於戒嚴狀態。中共一邊打壓聖誕節，一邊強調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或者說，用傳統文化的「美好敘事」來裝飾黨國的粗鄙蠻橫。習近平本人跟傳統文化無緣，他生活在傳統文化被摧毀的文革時代，他連最簡單的成語都會唸錯，但人的本性便是如此—越是缺乏的東西，越是要假裝擁有，甚至招搖過市。
習近平熱衷於傳統文化，背後是一整套民族主義的敘事—對於中共而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意義超過了實現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無人問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則有相當的吸引力。民族主義的敘事，必然指向法西斯主義。對於我的這個判斷，斯坦·林根在提及我寫的《中國教父習近平》一書時，提出不同看法。他認為：「一個國家不是因為民族主義才成了法西斯；而是它的民族主義立足於法西斯意識形態，使它成為法西斯。一個民族主義的國家是一回事，一個被意識形態煽動的民族主義國家又是另一回事。」其實，他沒有看明白我的真實觀點：中國是另類法西斯—在納粹德國，民族主義是民眾的真情實感；在中國，民族主義只是一種官方敘事，民眾雖然不時與之唱和，但大部分人並不真正相信和信仰。我常常舉出的一個例子就是：在反日遊行發展成「打砸搶」時，暴民們興高采烈地去砸街頭的日式料理店和日本品牌的汽車，此時此刻，大部分人都不用擔心受到警察的抓捕和法律的制約，他們好像突然來到美劇中的「西方極樂世界」。與此同時，沒有一個人將自己脖子上掛著的日本品牌的相機扔到火堆中去，當然更不會有中國人像韓國人那樣到日本使館門口去切掉一根手指以示抗議。中國人個個都是「人精」，無論主義多麽崇高偉大，若要傷害自己的實際利益，必定一毛不拔。
西方人的思想方式過於「實在」，不知道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一場心照不宣的演出，中共是導演，民眾是演員，導演和演員都知道劇本是不真實的。習近平不可能讓如今「過於聰明」的中國人，像當年全身心投入文革那樣，全身心投入到當下的民族主義狂潮中。但是，這場演出又是如此逼真，包括殺人都是真的。所以，斯坦·林根對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評估是正確的：中國可能有五種結局—沉著穩定、滅亡、烏托邦、民主、完美的法西斯國家，而他越來越傾向於最後一種。「我們正在中國所看到的，是一個超危險意識形態的胚胎。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落在實力和民族偉大的修辭之中……沒有任何個人的獨立的善，可以阻擋或限制被視為民族利益或國家力量的事物。如果鎮壓、侵略和最後的戰爭是符合民族的利益，那麽意識形態命令所制定的這些政策，也是爲了『每一個人未來和命』的善。」
對於這個結論，我只是稍稍加以修正：中國不是「完美的法西斯國家」，而是「空洞的法西斯國家」。習近平及其文膽平庸得不能再平庸了，他們炮製不出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來；而中產階級對中國和世界的真相大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們不會主動反抗過於強大的共產黨，但他們都會將孩子送到歐美去讀大學，如果下一代能夠留在歐美生活和工作當然更好。
昨日讚美納粹德國和蘇俄，今日讚美中國
本書不僅致力於揭露中國的真相，也嚴厲譴責西方對中國的綏靖政策。這種綏靖政策不是史上第一次。此前，西方也對德國採取綏靖政策：「納粹德國當年廣泛受到敬重，直到把歐洲和世界拖入戰爭，大家才恍然大悟。今天，我們不喜歡回想此事，但是，對早期納粹德國對敬重，曾強烈地存在於後來與德國打仗的所有國家之中，包括那時的知識分子。即便看到了如此驚人的景象：越來越邪惡、野蠻和種族主義的獨裁體制，以及希特勒每逢講演時的咆哮瘋狂，人們還是對納粹讚美不斷。」作家石黑一雄在其代表作《長日將近》中描寫了優雅的英國紳士們熱情款待希特勒的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的場景，那些文質彬彬的英國名流對一戰中打敗德國以及戰后對德國的懲罰心存愧疚，並認為英德合作是世界和平的根基，卻對希特勒的狼子野心一無所知。他們不能將所有的錯誤都推到參加慕尼黑會議的張伯倫身上。
第二次的綏靖政策是對蘇俄：「許多面對蘇聯的觀察家，把蘇聯視為一個足以取代民主政體的選項，認為一直到斯大林時期及之後，該政權在許多方面都很優越，有時連道德上都更優越。又一次，即使知識分子知道了那些本來應該無法讓該政權成立的事情：農村集體化運動和大饑荒、作為統治工具的政治屠殺、與希特勒合謀吞併波蘭東部及波羅的海國家、古拉格勞改營、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們還是對蘇聯讚美不斷。到了一九七零年代，當我還是挪威奧斯陸大學的學生時，校園各處都在講説，東歐政權，特別是東德，在很多方面都要優於我們自己的制度。」左派統治的西方學界和媒體，長期對蘇俄竭盡歌功頌德，英國作家蕭伯納、法國哲學家薩特、美國總統羅斯福都是蘇俄的吹鼓手。直到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崩潰，西方左派才宛如大夢初醒。
俱往矣，納粹德國和蘇俄如今都已聲名狼藉，人們又將美好的想象投射到中國身上。斯坦·林根指出：「今天，中國吸引了人們的讚美。哲學家們讚美中國是一個文明之國。全世界的生意人，還有學者，都爭搶著登上中國舞台。」這一趨勢，隨著中共大外宣戰略的展開，愈演愈烈。中共投入的收買西方媒體和名人的資金，是納粹德國和蘇俄望塵莫及的。納粹德國和蘇俄有足夠的意識形態自信，他們確實有一套「自給自足」的合法性論述，他們的重點是在國內宣傳洗腦，至於西方民主國家對他們的看法，他們並不太在乎；相比之下，中共缺乏「理論自信」，中共的意識形態是斷裂的、自相矛盾——如果堅持毛澤東批判孔子是正確的，今天為什麼在國外設置為數眾多的孔子學院呢？
中共雖腰纏萬貫而內心極度自卑，在海外如天女散花般撒錢，收買洋人爲自己抬轎子。錢多好辦事，洋五毛們果然爭先恐後地跑來了。比如，加拿大學者淡貝寜吹捧中國高效率的「賢能政治」超越了西方低效率的民主政治，儒家價值幫助共產黨的統治穩如磐石。由此，他在中國學界取得了作為一名洋人的最高地位—從清華大學教授任上躍居山東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再比如，德國之聲專欄作家澤林專門撰寫讚美中共的文章，這個連中文都不會的作者自稱中國研究專家，甚至説六四屠殺是「一時失誤」，引發天安門母親發表聲明指責其「連畜生都不如」。那些批評他的華裔記者遭到解聘，他卻穩穩佔據德國之聲專欄作家的位子，讓人懷疑德國之聲是不是淪為中國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德語部。
與這群洋五毛辯論，無需太多的理論，只用像斯坦·林根這樣在書中列出若干事實，就能讓謊言成為謊言、讓真相成為真相，正如荷蘭學者馮克所説：「中國之外，不乏有學者與權威人士會説，中國的獨裁體制是爲了更大的善。而斯坦·林根這本及時的著作，則有系統地把這項宣稱的每個部分給一一摧毀。」《完美的獨裁》絕對可以成為當代中國研究的一本必讀書。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