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在2017年結束前，去年12月下旬世界不平等研究機構（World inequality Lab）發布了《世界不平等報告》（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報告顯示的是「如常的惡兆」─全球不平等持續惡化。如果此趨勢無法扭轉、甚至只是停止惡化，大家曾習以為常的自由貿易、開放經濟、甚至民主制度，都可能因此受創。
根據這份報告的數據可看出，不論體制是民主或非民主、開發程度高低、是富裕還是貧窮，社會的不平等難以完全磨平。根據該報告的數據，中國最富裕的10%人的收入佔GDP的比例達41%、俄羅斯為46%，先進的民主國家美國和加拿大47%；相對落後貧窮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為54%，民主但相對較落後的巴西和印度為55%，中東國家貧富差距最大，其中最富有10%人的收入佔GDP的61%。收入分配最平均為歐洲， 10%最富有的人收入佔GDP的37%。
雖然人類歷史上，社會不平等是「常態」，競爭式的資本主義更是原本就讓生產工具、財富都有集中的趨勢，不平等拉大是原本就存在於體制內的力量。但百年來，透過各種制度的設計─主要是累進稅制，至於希望能減緩、也降低不平等加遽的情況。
不過，從上世紀80年代，因美國雷根、英國柴契爾夫人執政，而在經濟政策上開啟的「新自由主義」，雖然確實釋放一定能量的經濟活力，不過也減少了政府降低不平等的力道，加上全球化因素，讓社會不平等日益拉大。根據報告指出，1980年以來，全球1%最富有人的收入增長了27%，佔世界人口50%最貧困階層的收入進展總增長量的13%；富人所得的成長率是低收入者的2倍。。
個別看是美國與西歐在80年代時貧富差距程度類似，金字塔尖端的1%人口享有總收入10%。但到了2016年，歐洲的頂端1%人口持有總收入12%，而美國的頂端1%人口卻擁有總收入20%，底端50%人口占總收入比率則從1980年的20%以上，下滑到2016年的13%。
如果更深入細看數據，情況更為驚人。在西歐，最高所得前1%的人掌握的收入增量與所得較低的後51%的人相當。然而，在北美，金字塔尖端前1%的人掌握的收入增量與收入後88%的人相當。
各國不平等加深拉大的情況非常明確又明顯，原因則是多重因素共同造成─從全球化造成中低階勞工的被替代性更高，導致所得難提升（要素所得均衡化）；到自由化讓富人與企業逐低稅而居，同時引發各國的「降稅競賽」（稅制是拉低不平等的最佳重分配手段），再到產業型態變化，利益更形集中特定產業與特定階層等都有一定的關連。
這種不平等引發的社會、政治問題，其實已逐漸發作─從幾年前的「占領華爾街」運動開始，到近年各國民眾因不滿傳統政治菁英引發的民粹抬頭，甚至政權更替，已逐一出現。《金融時報》首席言論員沃爾夫就稱如果不能遏止不平等情況惡化，「不斷加劇的不平等最終也可能摧毀民主制度」。
從這份不平均報告讓人聯想到近日國內的抗議勞基法修改運動；撇開那些純為「政治利益與收割」的政客作為不談，勞工、學生強力抗爭勞基法修改，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認為此修改「再次高度向資方傾斜」；否則單以修改內容而言，放寬一例一休、提高勞動市場彈性，其實並未違背近年各國「放寬、彈性化」的作法。不過，對長期受低薪之苦、憤恨於不平等的勞工，這已是難以接受的修改退讓了。
至於減緩不平等是否有一定的「公式」，正如此報告中所說：沒有任何一項科學研究可預測一個國家最理想的收入與貧富差距水平，更不用提達到此一水平所需的經濟政策與社會制度。
台灣要如何減緩不平等、又要以什麼政策降低不平等，也必須自己拿捏決定，沒有一套公式─不過專家提出的藥方是：累進稅制度與教育支持政策，有助減少不平等。蔡政府該回頭看看其政策是否有違背減少不平等政策之處；如果作不到，街頭勞工、年輕人的抗爭就是結果。
長期而言，更如報告開宗明義所說，如果不對不平等作有效控制，「必會引發諸多社會、經濟、政治問題」─而這段話，似乎已隱約點出台灣現在的問題，與未來的隱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