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5年，北京大學教師文東茅就寫過一篇調查報告，名為〈家庭背景對我國高等教育機會及畢業生就業的影響〉。該文以在全國範圍招生的高校畢業生為調查對象，以父親的職業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作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標，其中專列一節分析「家庭背景對畢業生就業的影響」，指出父親的職業狀況決定子女的就業機會，其他如薪酬水平、提拔速度等也都與父母社會地位直接相關。該調查表明，僅就薪資而言，父親的社會階層越高，畢業生的平均起薪也越高，父親為農民者比父親為行政管理人員、經理人員的畢業生平均月收入分別少400元和300元。這一調查揭示了中國階層正在趨於固化這一殘酷現實。
幾年之後，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的李宏彬等人做了一項同樣的調查，接受調查的學生來自19所高校的6059名應屆畢業生（重點高校10所，非重點高校9所）。調查採用問卷方式，內容涵蓋了學生的個人基本信息、家庭背景，以及高考成績、大學生活、畢業去向等。在接受調查的這6000多名畢業生中，有14%符合「父母中至少一人為政府官員（包括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這一劃分標準，即所謂的「官二代」。研究成果表明，父母的政治資本對高校畢業生第一份工作的工資存在顯著的積極影響，「官二代」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高於「非官二代」。此外，從高考成績這一智力衡量指標來看，「官二代」與非「官二代」並沒有顯著差別，因此「官二代」的工資溢價不是其自身能力或智力因素的結果；「官二代」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比「非官二代」高出13%（約280元/月），這個工資溢價相當於兩年教育投資的回報。
這種「資源的世代轉移」現象，由於制度不公而加深，在21世紀以來短短10餘年間就造成中國社會上昇管道嚴重梗阻、階層固化的現象。
三、第三重社會不公：社會懲罰機制的等級化
社會不公早就在司法過程中體現出來了，「我爸是李剛」這句話成了「官二代」耍特權的網絡流行語。典出2010年河北保定一位市公安分局副局長的兒子在交通肇事之後，情急之下冒出的一句話，意在要求警察看在他父親的面子上，不予懲罰。這位「衙內」說這句話並非無因，他從自身經歷中得出的經驗是：一般情況下，特權階層的子女在違法犯罪之後可以從輕處罰，甚至逃避法律制裁。
特別讓中國人不平的是，這種身分區別還反映在反腐敗方面。自從習近平執政以來，反腐敗力度超過以往歷屆總書記，王岐山也是歷屆中紀委書記當中最得力之人，反腐成果超過中共前60年總和：省部級幹部以上逾120人，軍隊中少將以上軍銜者近60人被拿下。但奇怪的是，中國人雖然痛恨腐敗，但對這張搶眼的反腐成績單卻鮮有叫好聲，原因是，這輪反腐的兩條規則讓人覺得不公平：一是反腐敗為權力鬥爭服務，有選擇性地反腐敗，即以腐敗為理由清除政治對手；二是反腐不觸及紅色家族，不少紅二代與政治局常委家屬積累了巨額財富，但這場反腐對他們基本不觸動，落馬高官基本上是平民子弟。不少貪官的故事披露後，前半截都是「苦孩子」奮鬥向上的勵志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