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世紀末少年》是由內向外看，《天河》則是從外向內看；前者酷似，從敍述者小使眼中看出去的，一幅幅浮世群像，後者則是主人翁時澄（小說家吳繼文書中化身）返觀自身，從錯綜複雜的家庭身世記憶裡重新「創造」出來的自畫像。限於篇幅，底下是我重讀歸納出的幾點心得，簡述如下。
一、《世紀末少年》受益於沈從文「歷史長河體」獨多，突顯的是一種無常變易的時空觀，寫作者只能勇於面對生命的渺小與無限，透過寫作捕捉人世滄桑，再現那些很快便被天地抹去的歲月光影。對照下，《天河》執著得多，卻也大心，佛心得多。執著在於，為了從時間的激流，記憶的激流中打撈出一幅完整的自畫像，主人翁時澄被迫得不停地穿梭於過去與現在，生離與死別的危險流域；大心，佛心則在於，它不止提出深廣自足的「性海」作為眾生最後的歸宿，且在「眾生之河」與「佛性之海」中間，巧妙設定了另一「修為的湖泊」（書中一再提到的，可知而又不可知羅布泊）作為理想中繼站。
二、《世紀末少年》企圖面對永恒，探討那不變的「變易」，《天河》則選擇處理危機，深入挖掘個體的「變異」。時澄所造自畫像的奧祕，也許就在於：畫面上固然有其他虛像存在（生父成淵與男友川上鴻史），實體卻是「母子」二人；也就是，時澄和（「姑姑」兼「義母」）成蹊的靈魂的疊像。事實上，這也是一張倒過來的「聖母慟子圖」（Pieta），患了愛滋的時澄（聖子），抱著癌末自殺的變性人成蹊（聖母）的「聖子慟母圖」。
三、最後一點，《天河撩亂》既寫市井（如時澄的早場二輪電影院），也寫江湖（川上鴻史一度涉入的赤軍連），更有那傳統而又顛覆傳統的舊風塵（東京歌舞伎町的跨性別俱樂部「雪姬」，這也是變性兼變裝人成蹊上班的地方）。
這種染有傳統「世情書」色彩的寫法，既接地氣，又見眾生，我們其實稍早在白先勇的《孽子》中見識過，差別就在於一一《孽子》寫情寫欲，多少失之於過度強調原始激情或魔性的存在，而後者則更自覺地朝向，人性與佛性，自性與空性的完成或未完成。
我不確定中文小說家中，有幾個如繼文般，具這等大慈悲心的人。粗粗考察過一輪後，我想像，除了佛經及「紅樓」泰山壓頂式的直接影響外，在吳之前寫作的，也許還有沈從文，白先勇，陳映真等二、三人，對他或有所啓示也說不定。只是在吳的同儕及後人身上，似乎早已不大見得到這等慈悲心的蹤影（暫不論極少數例外，如林俊㯋），因此它到底從何而來，又往何處去，也許並沒有人真的知道吧。
＊作者為詩人、作家。本文為吳繼文小說《天河撩亂》新版代跋（原標題為：吳繼文的慈悲心─重讀九○年代同志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