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敘者數度提及學生們備受照顧、吃喝玩樂，似無更強大的社會反抗意識，也無關文化洗禮等當下即明的認識。來來去去的學生，接力參與的基礎何在？我想，復興劇校「中」字輩畢業後來唸文化國劇組的劉男群說的話很具代表性：「我喜歡這裡的人、氣氛和感情！」如此動情之說，非關宏旨，卻是我在解嚴後參與台灣各地伏流出土的抗爭行動時，切身感受到，並一再聽聞許多年輕學子投身社運長久蹲點後，與關廠工人、遭迫遷戶、遊民、娼妓、麻瘋病患、受污染區民眾等，實質建立的情深義重──我稱之為「社會情感」。這種在共同行動中產生的關心、照顧、爭執、督促、拉鋸、合作的情義，原就是社群聚落中自然生成的深刻互動，卻在結構快速變遷的當代社會，被硬生生切斷連結。
放回七〇年代的台灣，政治低壓，經濟起飛，許多工農階級的家長，窮盡畢生之力將子女送去補習，擠進大學窄門，只盼望他們脫離工農階級，對自己的出身失去認同。長年「去政治化」的校園，也引導學生彼此競爭，只關心自我前途、與社會脫節，或追求時尚流行、逸樂消費取向。知識份子對於供養自身的社會勞動，失去感同身受的能力，學院內的知識生產，也徹底與民間生活斷裂，研究戲劇的學生卻對民俗戲曲完全陌生。正因為原本相連的根系已被拔除，「大學生靈安社行動」必須走出校園，以直接參與民間活動，重建社會情感，再返身長出新的社會認識。這也是這個文化實踐，最珍貴且不可取代之處。
雖有學院支持，但缺乏補助奧援，野生的長得快，自由蔓生了多重的組織網絡。野台戲進入藝術館，大學生在廟口外台唱戲，種種違和、唐突、矛盾又新鮮的組合，吸引了台北文化界高度關注，軒社、廟宇、節慶邀約不斷，遊覽車載著二代子弟至台灣各地演出，前來相挺的人士也很多元：黑道、文人、政客、失業者、老藝師、思想犯等，若非篇幅有限，應該還可以衍伸豐富的外場記事。我特別喜歡有關靈安社老子弟的篇章，他們的工作十分多元：司機、洗車工、搬運工、技工、攤販、中醫師、店老闆等，形形色色，在社內的重要性以其投入程度而非社會位階而定。邱坤良擅長以行動側寫人物特質：常幫違規同學消單，以長官座車載同學返校的煥津仔；擅打鑼鈸，常煮鹹粥給同學當消夜的粕粿伯；以三絃伴奏、為社務不遺餘力的陳委員矮仔發；無業單身，自願鑽桌下穩住桌腳以免演員受傷的阿瘦師；能演善彈，一身技藝，但工作總懷材不遇的阿義仔；唱腔高亢，經營鐵工廠的長安仔…..三言兩語便勾勒其來歷與性格，異常動人。
老子弟多以協助者、照顧者的角色出現，他們在每個章節都不是焦點，但你知道，沒有他們鎮場、伴樂、架設舞台，大學生的演出幾乎不可能。其中，尤以施合鄭社長處世大方、有長遠之計，他塞紅包給演員壓驚、掏計程車費讓晚歸的同學平安離去、安排旅遊給南下演出的年輕人同樂，方方面面都照顧到了。你可以說，他扮演了傳統家戶長的角色，但我更看到的是，十年合作經驗裡，靈安社上上下下一直保有當家作主、體貼來客的主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