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劉曉波的重拳打擊，以所謂的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十一年徒刑，原因多重。
一是參照１９９８年（江澤民當政時期）中國民主黨成立者判刑時限，當時的發起人王有才等人均被判十年以上，但在江澤民時代，通過與歐美的政治經濟交易，會不定期釋放政治犯，以換取中共的國際經濟利益，而到了胡溫時代，這一方式幾乎被停止。所以現在人們看到的政治案件，國際社會無論如何呼籲，都無濟於事，中共鐵了心地要嚴厲處置政治領域的挑戰者，哪怕是劉曉波這樣的和平憲政主張者。
二是國際大背景，從東歐巨變，到茉莉花革命，使中共產生巨大的危機感，我記得胡溫當政之初，我曾與一位國務院退居二線的局長聊天，說到國際變局，他非常激動，他認為：民主憲政派上來了，就是要中共人頭落地。他們對齊奧塞斯庫夫婦被處以極刑，感同身受。所以任何萌芽狀態的政治行為，都會被視同顛覆國家政權，要置中共高層於死地。
六四之後，中共保守勢力或極左勢力占上風，他們對西方甚至對改革開放充滿敵意，在將政治經濟主要權力瓜分到自己後代手中之後，形成權貴政治同盟，扛著紅旗悶聲發大財，幾個大家族手上染上了國人鮮血，海外又轉移了巨額財富，整個國家無法和平逆轉。加之江澤民時代對民間信仰的運動式大規模迫害，中共高層極其恐懼政治清算，害怕齊奧塞斯庫的命運與茉莉花革命帶來的後果。
三是，劉曉波如果僅僅發表一篇關於民主憲政的宣言，可能不會受到如此嚴厲的懲處（即使內容中有聯邦制），其一是發起簽名，形成廣泛的社會效應，這對中共來說，就是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活動，與組黨一樣，擔憂會引發他們無法預計的後果，必須扼殺于萌芽時期。其二是，憲章涉及對六四（鄧、李家族）、對法輪功的平反（江派與政法系、員警系統），這樣就引發幾大政治勢力的警覺與聯手，使胡溫不得不施以重手。
知情者透露，劉曉波還沒有完全修改好零八憲章，早前徵集到的簽名，或者說第一批公佈的簽名人，還沒有來得及看定稿文本，就被「及時收審」，這顯然並不是看到了零八憲章已產生了重大影響，或引發了社會事件，而是認為，它可能會造成社會事件，必須將重量級人物劉曉波控制住。被收審控制之後的劉曉波，當然成為中共體制內各種勢力刀俎下的政治符號。他們要把自己對國內外敵對勢力的仇視、對可能興起的民主運動的恐懼、對自己家族利益的維護，都集中發洩到了劉曉波身上，殺一人以警天下。
中共體制內曾有一種關於政權危機的說法，就是「擊鼓傳花」，中共政權高危，不知達摩克利斯劍何時落下，所以擊鼓傳花，都在等著鼓聲嘎然停息下來。
極度恐懼生殺機，而這樣的殺性、殺機，對於劉曉波來說，也是被當局以一種擊鼓傳花的方式加害、謀殺。
鄧小平把殺害劉曉波的機會，讓給了江澤民，江澤民把加害劉曉波的機會，讓給了胡溫，胡溫則把劉曉波死亡的契機讓給了習中央。
習中央可以勇敢地讓劉曉波出國救治，以緩解自己的加害之嫌，但習還是被恐懼籠罩內心，他害怕自由的劉曉波，害怕劉曉波的自由，他無法改變體制內的壓力，只能讓世界和平獎得主病死在自己的牢獄中。
所以，我們可以說，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中共極權政制通過擊鼓傳花方式加害或謀殺了憲政民主的和平精神象徵。他們擊鼓所傳的花，當然是惡之花。用別人的鮮血，塗抹紅色極權的冠冕。
這個政制，就是每一個主事人與當事人，都沒有責任，都沒有良知與恥感。也沒有任何一種力量，可以對其有效懲處。不僅海外民運人士無法參與拯救劉曉波，連國際主流社會，在這一事態上表現，也是非常無力。中國和平的符號象徵被扼殺，全世界都默然承受暴政在邪惡地崛起。
＊作者為獨立學者，時評專欄作家。原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理論與批評雜誌社社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