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國的「鐵四角」權勢集團擁有比當年蘇聯的反動勢力更大的力量。僅以從胡溫後期的「維穩」政策中獲利最大的公安、國安、武警等強力部門而言，它們每年不斷膨脹的專項經費已超過軍費，已然發展到尾大不掉的程度——「刀把子」一度威脅到黨魁的安全，這才有習近平鬥倒周永康的戲碼上演。而習近平並不敢棄絕「刀把子」，一方面不斷清洗舊人、換上自己信任的頭目，另一方面大幅增加其經費，無異於飲鴆止渴。對於這一變化，我生活在中國的時候就有切身的觀察和體會：在江澤民時代，政治警察的經費捉襟見肘。有一次，一位西方外交官請我和劉曉波到北京國際俱樂部吃飯，跟蹤我們的國保警察坐在餐廳一角，只點了橙汁喝。後來，他們訴苦說，每天報賬都設有上限，如果在這家高級餐廳吃飯，無法向上級報銷。但到了胡溫後期，國保警察變得財大氣粗，在若干「敏感時期」，比如每年的兩會、「六四」、國慶等以及西方大國的政治人物來訪，我都不被允許待在北京家中，在國保警察的陪同下到各風景名勝「被旅遊」，旅途所有交通餐飲費用都由警方買單，警方浩浩蕩蕩的七、八人的團隊更是耗資巨大。可見，既然中國富起來了，中國警察也跟著富起來了，為了打壓異議人士，無所不用其極，根本無需考慮經費問題。
沈大偉認為，未來中國的兩個最有可能的選項是硬權威與軟權威，而新極權與半民主是其他兩個比較不可能的選項。但我認為，習近平個人的因素與「鐵四角」的因素相結合，中國已走在新極權的路上。就習近平個人而言，他看不起小心翼翼的江澤民和胡錦濤，甚至連鄧小平都不放在眼中，他的榜樣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毛澤東，他希望中國社會如毛時代那樣鐵板一塊；就既得利益集團而言，「鐵四角」已然取代黨和政府，成為一頭可以吞噬一切的巨獸，也如同垂簾聽政的無形的太上皇，沒有任何力量和制約和挑戰它，習近平只是這個集團推出的代理人而已。
中美世紀對決，鹿死誰手？
本書最後一章名為《中國的未來與世界》，沈大偉認為，外交政策是維護中國共產黨統治權力的重要手段，也是這個執政當局是否具備合法性的源頭。不管在硬或軟性的威權主義之下，中國的對外關係都會被用來支撐政權。所以，當中國的內政遭遇危機時，外交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機。
沈大偉不認為中國可以取代美國成為頭號強國、號令天下。首先，他指出，中國企圖成為亞洲共主的努力不可能成功。亞洲各國的相似之處遠遠少於歐洲各國的相似之處——比如，亞洲各國並不像歐洲各國那樣分享共同的基督教文明。印度和日本不會接受中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除了文化傳統存在深刻差異之外，更有民主制度與獨裁制度的巨大分野。沈大偉的結論是：「北京試圖建立的是一個二十一世紀版本的帝國朝貢系統，將註定失敗；因為其他的亞洲主權國家，都不希望再與中國維持一種『恩庇侍從』的關係模式。事實上，中國位於亞洲中心的地理位置反而是個大弱點，有可能導致反平衡和包圍圈的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