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臺灣，歷經約略既長達三十年的「推動民營化政策」，已使公營事業家數由將近140家減至十分之一不到數字之際，竟然仍有不少人意想，要求目前僅有的幾家主要國營企業SOEs，包括中油與臺電，通通都能夠作到「組織大再造」、「老店新生」、「事業創新」、「經營效能提高」、「管理效率精進」的地步，就主客觀大小環境條件而據實以言，可真該都算得是，一種不太可能實現的夢幻。
民粹要求 老店新生與經營再精進
國營事業的老大、顢頇、保守、僵化、缺乏創新性，以及經營績效不彰，是長期以來一般社會的普遍觀感，也是一種固坿的刻板形象。因此，每當社會面對應否油電價雙漲的爭議之時，民粹總是以要求須先提高經營效率、降低成本，減少人事費，才能談到價格調漲，以作為阻堵與搪塞，這項重要民生經濟公共行政的決策作為。
其實，油電價格之該漲不該漲，根本就是市場經濟運轉理則之下的必然必要決策。客觀的情勢，根本都不是區區主觀力量所可能予以扭轉改變的；但是，民粹的烏龍要求，要公營事業必須以經營管理效率的提升，用為抵禦外在大市場趨勢，形同是要求唐吉訶德必須戰勝風車一般，其可能性與可行性，根本都太低了；事業模式、經營效能、管理效率，基本上，都純粹是機構組織、廠商企業的內部運作之事，是屬於主觀的能量與主觀的能力之問題，其良窳好壞，對於客觀環境的不可抗力挑戰與壓力，其為相干相涉的程度，其實是相當有限的；以區區一個單元事業體的主觀意志，對於整體產業體系以至整個市場經濟大勢，根本就毫無存在，其有得以旋乾轉坤的任何可能。
國營事業完全受制於 兩層次機構障礙的框束
更何況，包括中油臺電在內的，所有國營事業，幾乎都完全受制於兩個層次的根本拘束，而不可能有太大權變彈性的作為或作用力，得以有效發揮。
因此，今天在臺灣，要讓國營事業能夠做得到老店新生、事業創新、管理效率精進，則不先予以「完全民營化」(total privatization)，則根本就是不可能企及實現的臆想。亦惟其有讓，包括中油臺電在內的所有國營事業，都能夠百分之一百地完全民營化後，才有可能讓其真正解脫得了公司統理層次(corporate governance)的機構障礙，以及治理層次(business administration)的機構障礙。
國營事業之難以做得到事業創新，首要的關鍵性困難是，完全受制於公司統理層次的機構障礙( institutional barriers)。
第一個公司統理的機構障礙，乃國營事業之所有權人(ownership)與代表人權(representatives)的基本定義與定位問題，以油電價格事件當事人的中油、臺電兩家國營事業而言，究竟是一家屬於「全民所有的企業」？或是一家屬於「經濟部所有的企業」？抑或是一家屬於「勞工所有的企業」？
國營事業豈是「全民所有」抑或「勞工所有」？
當一家國營事業的經理階層人員，甚至於高到總經理、董事長，的異動升遷調整轉換，都必須先要取得「多數員工的同意」，乃得以為之的時候，則真的不免要讓人高度懷疑，究竟國營事業真正是屬於「誰家人的公司」了？
在今天臺灣社會民粹的心目中，似乎「國營事業」乃是每一國民人人有權得以任意施加監理、督導及管理的一種企業體，甚至於說是要每一家國營事業都得向「全體人民」負責。然則，在事實上，在臺灣的任何國營事業，已經早就再也得不到任何納稅人稅款的補貼挹注了，所有「國營事業」早就必須「自負盈虧」了，更正確的說，今天在臺灣的國營事業，就在「全民所有」的前提之下，都必須在「不能有盈，但有虧必須自負」原則之下經營。
「勞工董事」竟擁有「少數否決多數」的黃金票表決權
依當下的現實情境言之，臺灣的國營事業乃「經濟部所有」，應該確確然是真實的，因為在每一家國營事業的統理機制董事會之上，另外存在一個公司法所沒有，但卻極之類似中國大陸共產經濟體制的「黨委書記」，這在臺灣個案，就叫作是「國營會」的一種「太上董事會」，「國營會」的確才真正是國營事業的實質「統理機構」(corporate governance)，既可以監理、督導、完全管控，甚至可以完全否決，或變更董事會的決議。
然而，不僅此也，今天臺灣個案的現實機制，又在90年代增添了「勞工」可以出任「勞工董事」的新型態，也就是說「勞工」，可以進駐董事會成為所謂「勞工董事」，甚且在董事會擁有「少數否決多數」的「黃金票表決權」；正由於有了這種機制的設計與運行，使得臺灣的國營事業，在屬性上更像是「勞工所有」，而根本就不是「經濟部所有」也不是所謂的「全民所有」的事業體。
官股比率低於20% 依然還是該管的國營事業
第二個公司統理的機構障礙，是現行國家發展委員會所訂定的，「政府得以干預/掌控」國營事業，所必要的前提條件是：「祇要官股比率不低於20%者」的國營事業，則政府及民意機關，就依然絕對有權，可以大剌剌地將其「有形之手」繼續直接深度地，伸進到國營事業之內部，決定其公司統理權的構成，以至於逕行干涉公司治理權的運作。
根本不得冒險 也不得創新 更難以新生
第三個是公司治理層次的機構障礙。在企業經營層次的量、價、質、時之每一項市場機制元素，悉數都被《國營事業法》之規定，予以完全的框束；更加上，《政府採購法》的僵硬性及非市場性的嚴苛侷限，事實上在臺灣的任何國營事業經營，既「根本無法冒險」，而且是「亦不准許冒險」，甚至在面對全球化自由開放市場的時刻，更是既「不能權變」也「不可以有彈性」。
即使當我們回顧60年前，「中油」曾經是與「政大公企中心」及「中國生產力中心」同時被並稱為是「臺灣現代管理理論與實務引進」的三大先驅機構，「中油」也同時被盛稱是「臺灣企業家精神」及臺灣「專業經理人成長發展」的最重要推手之一；然則，在面對前述統理層次，乃至於公司治理層次的雙重機構障礙之下，竟使得國營事業SOE先驅性的經濟管理及企業經營，都被不具任何代表性的有限民粹所繳械與綁架，以至於根本無以有效發揮。
在今天，倘若還不能讓所有國營事業，都能徹底完全民營化，則要議談老店新生或創新冒險，其實都必然要成為絕無可能之事。
＊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