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9年柏林圍牆（Berlin Wall）倒塌、冷戰（Cold War）落幕以來，「資本主義民主體制」似乎獲得最後的勝利，在大西洋兩岸──美國與歐洲──政治與經濟菁英主導之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歐元正式上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類的政策一一實現，全球化（globalization）儼然成為全人類的共同道路。然而今年有兩件大事──英國脫離歐盟（Brexit）與美國川普（Donald Trump）崛起──為全球化敲響了警鐘，甚至有人認為那是「喪鐘」。
不只是英國與美國，我們在許多國家（特別是歐洲）也都看到，傳統的左派vs右派鬥爭不再是政壇主旋律，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化vs反全球化。以往水火不容的極右派與極左派政黨，批判全球化的論調竟然驚人地如出一轍：少數菁英與國際組織壟斷決策過程、跨國企業與既得利益階層吃乾抹淨、本國勞工與中小企業受到嚴重傷害。差別只在於極右派還帶有排斥移民、仇視伊斯蘭教的強烈民族主義色彩。
儘管經濟學家與企業界領導人期期以為不可、警告後無窮，但英國選民還是在公民投票中決定脫離歐盟；儘管川普一再從各方面「證明」他的人品與見識能力，連當地方首長都不夠格，但美國共和黨還是提名他為總統候選人。
有媒體形容這是「輸家的反撲」（losers' revolting），如果一個國家想像成一座城池，全球化歷程鼓勵各國放下城門的釣橋（drawbridge），促進人員、商品、服務與資本的流通。但是全球化的「輸家們」滿懷憤怒地發現，自從釣橋放下來之後，他們的工作不見了、所停滯甚至倒退、街坊中越來越多非我族類、代代相傳無比熟悉的生活環境變得陌生甚至危險。他們決定：拉起吊橋、閉關自守。
在歐洲，瑞典智庫Timbro日前公布的「2016年集權民粹指數」（Timbro Authoritarian Populism Index 2016）報告顯示，自2000年以來，歐洲民粹政黨的得票增加了將近1倍，平均得票率約20%，目前已進入9個國家的內閣。南、歐的民粹政黨各擅勝場，南歐反撙節、北歐反移民。
在美國，川普揚言上任後要建一道牆阻擋非法移民，暫時禁止各國穆斯林人境、重新談判NAFTA以降的所有自由貿易協定、捍衛北約（NATO）各成員國的前提是對方要繳交「保護費」。尤其後兩點，口口聲聲「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只要美國主義，不要全球主義」（Americanism, not globalism）的川普可說是為共和黨寫下歷史新頁。
有越來越多的論述指出，這些「輸家」的憤怒是「事出有因的憤怒」（legitimate fury），不能一概貼上社經地位低落、懷有種族歧視的標籤。全球化仍然是一條創造財富、提供機會、追求公平之路，人類若走不下去將付出慘重代價。因此我們必須正視、理解這些全球化的「輸家」，回應他們的訴求。民粹政黨起起落落，川普之流可能只是政壇暴發戶，但是他們代表的那股力量不會消失。
首先各國政府必須重整決策體制，降低既得利益階層（大企業與富人）的影響力；不僅要創造（尤其是藍領勞工的）就業機會，更要設法提升實質薪資；完善社會安全網。而既得利益階層也必須理解，他們如果繼續以累積財富、保有特權為當務之急，繼續輕忽公眾最大利益，無視於公眾對於公平的強烈要求，他們恐怕會成為全球化逆轉過程中最大的「輸家」。
對於大西洋兩岸都深感困擾的移民問題，適度的管制勢不可免，但更重要的是從源頭解決：歐洲的問題源頭在中東與北非，美國在中美洲。如果敘利亞、伊拉克與利比亞繼續兵連禍結，如果中美洲幾個國家的社會繼續深陷貧窮與犯罪，美國與歐洲的移民問題不會緩解。
最後，在調整步調與作法之餘，全球化需要強而有力的代言人。歐洲方面，法國總統奧朗德（François Hollande）積弱不振，可能明年就會下台，英國首相梅伊（Theresa May）負責帶領國家脫歐，因此只能由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一人撐持。
更重要的是美國領導人，歐巴馬總統近來聲望回升，但畢竟跛鴨；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被寄予厚望，但她與全球化既得利益階層關係千絲萬縷，顧忌很多，出征以來一路向左修正，最明顯的就是她對自由貿易協定的立場。希拉蕊必須先打贏選戰，如果贏得漂亮，接下來幾年就看她與梅克爾兩大女強人如何撥亂反正。
11月8日，美國總統選舉投票，無比重要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