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終堅信一句格言：不起眼的事情往往最重要。」夏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如是說。這位小說中虛構的大偵探擁有無與倫比的逆向推理能力，他在破解各種疑難案件時，依靠的往往是一些極易被人忽略的細微證據。
現代法醫學的締造者們正是受到了福爾摩斯的啟發。幾十年轉瞬即逝，他們的工具也大幅增加，這一學科戰無不勝的光環同樣越發耀眼。然而，法醫學中仍然有一項極易被人忽略的關鍵漏洞，那就是主觀性。
儘管福爾摩斯之後的各種偵探小說試圖讓我們相信，法醫證據都源自精確的邏輯推導，但實際情況卻是，這些證據往往受制於科學家的個人觀點，而非客觀事實。
法庭上的科學
來看看下面這個案例。2009年12月，唐納德·蓋茨（Donald Gates）拿著75美元和一張去往俄亥俄州的汽車票走出亞利桑那州的監獄。雖然他當初並未認罪，但仍然因為強姦和謀殺罪入獄28年。而當他重獲自由後，焦點開始轉向當初把他送進監獄的法醫技術：顯微鏡毛髮分析。
人類毛髮是刑事犯罪中最常見的證據之一。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美國和其他地方的法醫經常通過毛髮之間的物理差異，判斷犯罪現場找到的毛髮是否與犯罪嫌疑人的毛髮相吻合——唐納德·蓋茨的案件就是如此。
當他1982年出庭受審時，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一位名叫邁克爾·馬龍（Michael Malone）的法醫出庭作證稱，謀殺案受害人、喬治敦大學學生凱瑟琳·席琳（Catherine Schilling）身上找到的毛髮與唐納德·蓋茨的毛髮吻合。他還補充說，這些毛髮源自其他人的概率僅為萬分之一。
「這是一份很有力的證據，尤其是當證人是穿著白色實驗袍的法醫時。」彼得·諾伊費爾德（Peter Neufeld）說。他是「清白項目」（Innocence Project）的聯合創始人，這家總部位於紐約的非營利組織專門利用DNA證據推翻錯誤的判決。
然而，毛髮分析並非絕對客觀；我可能認為兩份毛髮完全相同，但你卻未必同意我的看法。即使我同意兩份毛髮吻合，也沒有人知道還有多少人可能與別人擁有難以區分的毛髮。「如果有人說可能性是萬分之一，那完全是在捏造數據。」諾伊費爾德說，「根本沒有數據支撐這種論調。」
當DNA測試表明死者身上的毛髮並不屬於唐納德·蓋茨後，他終於沉冤得雪。此後又有兩起類似的冤案得以洗清。正因如此，美國聯邦調查局正在評估成千上萬起可能受到類似證據誤導的案件。該機構上月宣佈，在他們已經評估的268起受審案件中，96%都涉及到不夠嚴謹的科學證據或者聯邦調查局探員的其他錯誤。在這些案件中，有33名嫌疑人被判死刑，其中9人已被執行判決。
聯邦調查局的評估未必會推翻判決，但這的確表明他們需要認真複查案件。參與這些案件評估的律師必須找出法院還獲得了哪些證據。倘若這些案件以錯誤的毛髮分析為依據，就有可能重審，為含冤入獄的被告洗清冤屈。倘若最初的物理證據仍然存在，DNA測試或許可以令真相大白。
令人震驚的報告
即便是指紋分析等可信的證據也並非無懈可擊。研究顯示，同一位指紋專家可能在不同的案件背景下，對相同的指紋得出不同的結論。
以這些發現作為一定的事實基礎，美國國家科學院2009年發佈了一份法醫學現狀報告。作為對一系列實驗室醜聞和司法誤判的回應，這份報告的結論令人震驚。「以錯誤的法醫學分析為基礎的證據可能導致無辜的人含冤入獄。」該報告寫道，「從很多方面來看，法醫學領域的專業人士既無法確定其方法的有效性，也無法確保其結論的凖確性。」
這份報告不僅給美國的法醫科學家敲響了警鐘，也應該引起全世界法醫界的警惕。「它暴露出我們使用的許多方法存在嚴重科學缺陷，既包括對不同證據的檢驗，也包括對這些證據的解讀。」蘇格蘭鄧迪大學法醫學教授尼克·戴迪(Nic Daeid)說。
在各種法醫證據中，DNA是最為客觀的。由於涉及複雜的化學分析，所以DNA似乎在科學上十分嚴謹，成為了法醫學的黃金標凖。然而，陪審團似乎也不應該過快地相信他們在法庭上看到的DNA分析結論。
2010年，當我還在《新科學家》（New Scientist）雜誌擔任記者時，便與倫敦大學學院的伊特爾·德羅爾（Itiel Dror）和美國愛達荷州博伊斯州立大學的格雷格·漢普伊基安（Greg Hampikian）一起研究過DNA的客觀性。
我們從美國喬治亞州的一起真實的輪姦案中拿到了DNA證據，並將其交給17位經驗豐富的法醫，他們都來自同一家聲譽卓著的美國政府實驗室。
在最初的案件中，喬治亞州調查局的兩名法醫認定，根據DNA資料，最終被判有罪的凱利·羅賓遜（Kerry Robinson）不能從犯罪現場的樣本中排除。但當這份證據展現在另外17名法醫的面前時，他們卻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只有1名法醫認為羅賓遜「不能被排除」，4名分析師認為證據不確定，12人認為可以排除。
然而，不能僅僅因為法醫學包含主觀成分就否認它的價值。這門科學仍然可以提供至關重要的線索，幫助執法人員將謀殺犯、強姦犯和其他犯罪分子繩之以法。「主觀性並不是個負面詞匯。」德羅爾說，「這並不意味著證據不可靠，但的確存在偏見，也有可能受到背景信息的影響。」
降低主觀影響
我們需要採取一些額外的保護措施，避免法醫的判斷受到無關信息的干擾。第一步就是確保他們不會得到無關信息，例如，不讓他們知道有證人指認嫌疑人在犯罪現場出現過，或者不讓他們知道嫌疑人之前有過類似的前科。另外一種措施則是向其披露相關信息——但只能在必要的情況下披露。「在必要的時候，應該為其提供開展工作所需的信息。但不要為其提供與工作無關的額外信息，否則就有可能影響他們的感覺和判斷。」德羅爾說。
至少在美國，這種措施已經開始落實：美國已經建立了一個法醫學全國委員會，其目的是加強這一領域的客觀性，並著眼於認知偏差等人為因素。但倘若要幫助法醫學重新樹立已然受損的聲譽，還需要在其他地方部署類似的戰略。
談到推導和證明過程，我們仍然要向阿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小說中的英雄好好學習。夏洛克·福爾摩斯曾經說過：「剔除其他因素，剩下的必定是事實。」
撰稿：琳達·格迪斯（Linda Geddes）
責編：路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