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常跟學生們溝通，傾聽他們退學的故事。其中很多人都家境貧寒，是全家第一個考入大學的人。他們滿懷憧憬地來到大學校園，為的是拿到學位後找到一份收入不錯的工作。但他們的夢想很快就破滅了。
很多人發現，他們在高中掌握的知識不足以應付大學的學習，於是選擇退學。有些人則是因為交不起學費而退學。還有人因為沒有得到足夠的個人指導，難以適應大學的生活而選擇退學。很多人離開後都背負著沉重的債務，更糟糕的是，他們還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他們對生活的信念被徹底擊碎了。
事實上，在中途輟學的大學生中，有很高比例都來自貧困家庭。這一點尤其值得我們擔憂。沒有大學學位，他們更有可能被貧窮所困。與此同時，高技能工人的稀缺也推升了擁有大學學歷的勞動力工資，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的收入不平等狀況。
我們基金會正在與包括海曼院長在內的大學領導者合作，改變高等教育給學生們帶來的體驗，使之更容易適應校園生活——尤其是來自低收入家庭的第一代大學生— —讓他們繼續留在學校，用可以承受的成本完成學業。
雪莉和我還討論了另外一個問題：如何幫助大學創建一套更加清晰的選課流程，不再給學生們造成困惑。由於並不了解學位的要求，學生們經常在沒有幫助的課程上浪費時間和寶貴的學分。新的個性化在線指導工具將逐個學期地為學生提供清晰的引導圖，幫助他們一步一步完成學業，規劃職業。
我之前也專門探討過在線課程如何降低大學生的學費，並為其提供足夠的靈活性，按照自己的計劃展開學習。儘管我很看好在線課程的未來發展，但我也認同雪莉的說法：這並非適合所有學生的“靈丹妙藥”。她對我說，她的某些學生仍然需要與老師和同學展開面對面的交流，才能學習人際互動方式和團隊合作精神。幾乎所有雇主在招募新員工時都很看重這些能力。
儘管這些措施對於縮小缺口都很重要，但雪莉還是表示，最大的問題在於改變高等教育文化。多年以來，高等院校在衡量自身的成功與否時，主要看重的都是招生量，並沒有集中精力為學生提供市場所需的職業培訓。“我們的目光偏離了目標，我認為我們太脫離實際了。”她說。
高等院校與“現實世界”的雇主們是時候展開合作了，只有這樣才能滿足對1100萬高技能工人的需求。如果能在未來十年取得成功，我們不僅可以填補用工缺口，還有望縮小美國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