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種說法。當時，漱石似乎有意將長女筆子嫁給芥川，得知芥川已有女友因而作罷。同為《新思潮》夥伴的松岡讓，開始向筆子展開情書攻勢，歷經誠摯的追求，最後勝出成為漱石的女婿。而成名較早的正米，在那以後沒能振奮起來。他的文學夥伴菊池寬，在寫作事業同樣毫無起色。
直到大正9年，菊池寬分別於《大阪每日新聞》和《東京日日新聞》連載《珍珠夫人》，這才正式闖出了名號。那時，讀者對這部小說反應熱烈，為之著迷的程度，已超過明治時期尾崎紅葉於《讀賣新聞》連載的《金色夜叉》。換句話說，菊池寬筆下創造的女主角，正是女版的《金色夜叉》。這部小說造成了轟動，形成了一股潮流，旋即被改編成舞台劇，可以說菊池寬的文學產業就此騰飛了起來。而這股氣勢和力量，發揮著重要作用。當年，追求筆子未果的久米正雄，發現了菊池寬的通俗小說獲致成功，轉念一想，亦想藉由通俗小說的載體，一掃心中的塊壘。其後，他把當年失戀的過程情節詳細地寫進《破船》這部小說，甫一出版，立刻引起熱烈閱讀，他也成了暢銷書作家。
回到菊池寬建立的文學產業上。一次，菊池寬和芥川龍之介到大阪演講，有個鐵粉藝妓專程來到他們下榻的旅館浴室窺看，興奮地指著說：「他就是作家菊池寬呢！」與菊池寬的後勢看漲相比，芥川卻遇到了挫折，他的新聞連載戛然而止了，很大原因在於，他的短篇小說的確得到知識精英的青睞，但他卻寫不出帶有娛樂性質的大眾小說。在日本作家看來，大眾小說這種取自於真實社會事件的題材，必須親訪調查和蒐集資料，以生動有趣的情節來吸引讀者，可他就是應付不來。或許，我們參考夏目漱石在評價久米正雄的作品那樣，並比較菊池寬與芥川龍之介的文學觀點，即能知道大眾小說與小眾文學之間的邊界。
例如，芥川龍之介認為，「作家的創作應當源自對於藝術的純粹感動，同時亦在顯現他的人生看法和世界觀。……凡缺少這兩種特質和精神，就稱不上藝術作家了……」這是芥川對小說創作的定義。他在自己的隨筆中，多次表達文學藝術性的重要，並且把它推到最高的位置。對此，他的《羅生門》和《枯野抄》似乎在向讀者證明，藉由他辛勤的藝術追求，他巧妙融合了「大和、漢文、西洋」的精髓於一爐。儘管芥川晚年的作品〈齒車〉，比起早年追求的文學之「美」，已轉向了對人性之「真」的深刻凝視，這些稍為變化仍然沒有離開他堅持的文學世界。如果說芥川追求文學中的「真」與「美」，菊池寬的創作觀則表現在對「善」和「道德」的呈現。他在史實傳記《恩讐の彼方に》（《超越恩仇》，1919）中，提及日本的人情義理，的確多少帶有道德說教的色彩，但他不在乎冒著這樣的風險，他試圖運用小說這個載體做出強有力的發揮。在他看來，訴諸大眾的作品（文本），首先要擺脫正統文藝規範的限制，他直接介入大眾的生命核心，而這樣必然造成藝術至上的亮度的減損，可是其反面，它的積極入世和趣味人生，相對能夠吸引更多讀者的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