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這不是你能夠容忍的空氣,你該做甚麼?龍應台談痛苦掙扎的台灣

2015-05-21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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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龍應台(楊子磊攝)

專訪龍應台(楊子磊攝)

「……我要說的話也許會給你留下傲慢自大的印象——自由的富人在對自由的窮人告誡致富的危險。你為了某個東西奮鬥了許多年,某個你需要它就像需要空氣一樣的東西,而我要說的是,你為之奮鬥的空氣也有一點敗壞了………隨著捷克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消費世界,你們作家會發現自己正被一些新的敵手所困擾<說來也奇怪,令人壓抑的、毫無生氣的極權主義層保護過你們免受這些敵手的傷害。尤其使人不安的將是這樣一個敵手,它是文學、知識和語言的無所不能的首要敵人………這個敵手實際上使整得人類的語言都變得愚昧。我談的是商業廣告電視,它得一切都是庸俗淺薄的——不是由於一個愚蠢的國家檢察官所控制……而是由於其娛樂性幾乎所有人都愛看的大量陳腐乏味的電視節目。

你和你的作家同行好容易才衝破共產集權主義的知識囚籠。歡迎來到「絕對娛樂世界」。你們不知道你們正在失去什麼,還是你們已經知道?」

菲力普‧羅斯(Philip Milton Roth

文學、知識和語言的無所不能的敵人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蘇聯政權解體,全世界一片歡呼,尤其是圍牆鐵幕那一邊的東歐知識份子,心中更是充滿憧憬,他們都在歡唱的時候,期待光明的時候,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作家菲力普‧羅斯,與當時的捷克名作家克里瑪(Ivan Klíma)有上述這段對話。

讓龍應台10年前也寫下,台灣版的「我們在失去什麼」:

20年前寫「野火」時,我知不知道「我們在失去什麼」?我知不知道,我所追求的自由,會邀來另一種敵人,一種以庸俗淺薄為時尚、以「絕對娛樂」為目的,以行銷消費為最高指導原則的生活哲學?我是否知道,政治人物可能變成沒有靈魂而機關算盡的豪賭客,政治可能變成純粹的商品推銷術,政治理念可能被抽空,轉為權力鬥爭技巧學,知識分子,可能爭相以虛無為高尚,而群眾,可能比從前更不寬容。我是否知道,新聞學的種種崇高理想,可能變成一種令人難堪的諷刺,擺脫了權威之後,電視由虛假和童騃式的愚蠢統治?寫「野火」時,我是否知道,20年後的大學生可能不再有「幼稚園大學」的天真幼稚,反倒是理直氣壯地嘲笑深刻、拒絕思想?

《野火集20週年紀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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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30周年重讀10年前文字,依然貼近今日台灣光景。 楊子磊攝

龍應台近日有機會重讀10年前寫的野火集20年紀念版序,前述這段文字讓她抱頭驚呼「My God」。她覺得同一段文字,有太多值得深思的東西:這是什麼東西?我們呼吸的空氣,是不是我們要的空氣,如果不是的話,那我們到底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如果這不是你能夠容忍的空氣,該做些甚麼?

野火30年  敵人面目從清晰到模糊

龍應台說1985年寫「野火」的時候,知識份子還覺得敵人的面目很清楚,就是一個愚蠢肥胖的政權,但過了那個階段之後,就像菲力普‧羅斯所說,得到自由同時得到的東西,現在看不清面貌的敵人,還可能就是你自己。

30年前寫野火的時代,知識份子的敵人面貌很清楚,就是那麼腦滿腸肥,一拳打就可以看到,所以那個時候的知識份子,也覺得自己有力氣,但20、30年後,大家都覺得沒有力氣,因為你根本看不清楚他的面貌,拳頭都不知道要放哪裡。

今日抗暴需要銳利智慧

如果以前需要的是力氣,現在則是需要非常非常銳利的智慧。不管什麼時代,抵抗都是需要的,但是時代實在變得太多,現在還以30年前的抵抗方式去抵抗,可能凸顯的是,我們沒弄清楚抵抗的對象真正是什麼。龍應台認為:

「年輕的時候,我們生活在一個不自由社會,知識被截斷,很多事情不知道,有人在我們身邊豎起那麼多道牆,讓我們看不見、聽不見,把我們變成知識的侏儒。所以第一個要求就是『知道』的權利,當你被堵在牆裡的時候,你需要的是勇敢把牆拆掉嘛,因為那個牆就清清楚楚擋在你面前。」

 

台灣掙脫40年戒嚴束縛,如今面對完全不同的敵人。
台灣掙脫40年戒嚴束縛,如今面對完全不同的敵人。
 

現在的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現在沒有牆,威權體制瓦解,科技使一切流動,造成知識無所不在。現在的年輕人,跟我們那個年代的年輕人所面臨的『敵人』,完全不同,因此所需要的工具,是完全不同的工具。龍應台根本無意去說,現代年輕人對或不對,而是在於不同時代所面臨的不同的牆,一定要有不同方法、思維去對付他。龍應台說:

「我仍然覺得掌握知識是核心的工具,在台灣有很多關鍵的重大議題,譬如憲改,譬如核能,譬如行政和立法的扞格以及國會的功能癱軟,譬如司法改革。隨便舉出的每一項,沒有一項是台灣獨有的問題,當我們要喊出主張、踏出行動前,去瞭解其他國家是如何面對這些議題的,是不是必要的功課?判斷力的形成—懂得如何深度地擷取知識,如何形成判斷,這是一種能力,不管哪一代都是必要的。在如今這個流動的時代裡,更重要。」

兩次進出官場,心境變化

以專業作家之姿兩次入政壇為官,龍應台如今心情有什麼變化?她兩次為官相差10年,非常鮮明地感受到台灣氛圍的改變,讓她對台灣的前途更加憂慮。10年前她擔任台北文化局的時候,台灣人對自己的文化認知仍然相當自豪,認為我們大大領先中國大陸,10年後這個自豪感幾乎蕩然無存。媒體的變化也非常大,10年中媒體本身成為墮落源頭之一。

舊權力的瓦解就像地基被掏空的海岸。
舊權力的瓦解就像地基被掏空的海岸。圖片來源:http://goo.gl/JITCT1

龍應台過去三年跟媒體互動,感覺很痛苦的是記者不做深度功課(當然也有很優秀記者),但是單單指責記者是忽視了問題核心。

現在的記者薪資低微,工作繁重,即使寫了深度的報導,可能還要被編輯台刪除。而媒體本身又是一個走向式微、走向崩解的事業體,新的有效的經濟模式還找不到。單單指控記者不好,其實簡化了問題。

媒體墮落反映舊時代權力的瓦解

龍應台以「浪掏沙」(海浪掏空腳下泥沙)來形容21世紀社會結構的質變,媒體是其中一環。我們目睹的改變,分好幾條主線同時進行。一方面,資訊科技的發展帶來結構性的質變,包括網路訊息爆炸;二方面,世界人口是流動的;第三,權力本身(包括大企業權力、宗教如梵諦岡、主權國家的政治權力、媒體的影響力等等)在全面的破碎化。

人類社會千百年以來所習以為常的穩固權力結構,開始像海底踩的沙一般地浮動、流失,是一個全面流沙化的崩解。權力流沙化的,並非只限於政治權力、政府和總統的權力,從教會到媒體,所有的結構都鬆動了。

30年前的問題是相對簡單的,現在權力的流沙狀態、資訊的破碎化、核心價值的崩解狀態,也許30年後會有新的結構產生,不必憂慮,只是我們在現在這個刀口上,還沒有找到一個可以踩穩、安身立命的堅實地面,難免會心慌,爭吵,不安,憤怒。要看準新的問題,找到新的知識、新的抵抗的工具,那是多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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