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占領新加坡正好也是第二次海洋革命勃興之時。第一次海洋革命打開世界海洋，把歐洲人帶到東南亞。到了十九世紀，第二次海洋革命運用化石燃料作為蒸汽運輸動力，運用電力輸送資訊，強化英國人出現的影響。距離不再是阻礙，時間立刻大幅收縮。
蒸汽、鋼鐵和織布機的誕生開啟了全球新工業時代，英國是領導者。一七八○年之後大規模利用礦物能源供生產製造和資訊流通之用，也提供了讓英國雄霸天下的技術。一個小島就可以擁有史無前例的巨大影響力，英國的棉織品、煤礦、冶金術、工程技術和電報，把世界推進到一個全新的海洋時代。
小小的新加坡島作為遙遠的海洋歐洲之延伸，邁入全球海上世界的新生活。在歐亞大陸塊的西南端面向大海，這個小小殖民地缺乏與陸地的任何連接，直到一九二三年蓋了一條堤道跨過狹窄的柔佛海峽，才開通一條道路。儘管有海盜常年在附近海域出沒的棘手問題，拜其優質海港、串連印度和中國的戰略地位，以及堅守貨品與人員自由流動之賜，這個殖民地立即成為門戶孔道和交易地點的成功模範。
打從一開始，新加坡就因為包括糧食在內所有民生必需品都需要進口，而與海洋脫離不了關係。除了地點先天吸引力之外，傳統海峽海洋社群的極端機動性，以及其網絡的流動性，都是人口即刻呈現爆炸成長之因。人員比空間提供更重要的資產，這個殖民地設法透過吸引有幹勁、想出人頭地的人來補充大量人力資源，這些移民大部分是華人，也有不少人來自海峽沿岸其他地方，尤其是鄰近的馬來人，只不過人數沒那麼多。因此，島上原本的多數民族就變成少數民族。
只有外來人才會認為馬來人是單一民族。在新加坡，他們成為沉默的少數民族，形象很模糊，出沒在歷史背景中。馬來人具有共同的語言和文化認同意識，但是他們構成非常複雜的族裔群體，有些人來自半島，有些人如武吉士人跨越廣大的群島來自遠方。即使馬來人當中的穆斯林也分裂為不同的派別，虔信程度也不一樣。
和基督徒不同，這些穆斯林並不汲汲於傳教；他們的宗教活動只專注在維護既有信徒的基本信仰原則。宗教信仰和海港使新加坡成為準備前往聖城麥加朝覲（Hajj）的集合地點，所有虔誠的穆斯林都希望一生至少能前去朝聖一次。
來自印尼的馬來人融入新加坡本地人，但是這個新殖民地與群島或馬來半島沒有絲毫的實體連結，因為兩者大體上都是農業社會並非商業社會。簡化的、洋涇濱（pidgin）式的馬來語，成為整個新加坡社群的通用語，跨越族裔藩籬。今天，通曉馬來語的新加坡人，人數恐怕還超過通曉中文、泰米爾語與英語這三種官方語文的人。但是由於目前強調英文是首要國際語言，情況可能會改變。父母們認為通曉英文在經濟方面會占優勢，現在非常鼓勵子女學習英文。
打從新加坡殖民地誕生起，馬來人就比華人更頑強抗拒社會的現代化。他們堅守舊價值，抗拒物質主義浪潮。馬來人習慣過農村群體生活，住在高腳茅草屋裡，家禽家畜就養在房子底下。他們喜歡農村大於城鎮、農莊大於工廠。在當代新加坡快速變化的步調下，馬來人的生活方式比其他族裔更落後一截。他們因而受到歧視。
不久前，有個現在已是青少年的十歲馬來人小女孩，數學考試成績不理想。她的老師試圖安慰她便說：「你們馬來人本來就不擅長數學，」他表示願意替她補習。小女孩隨後努力證明自己資質並不差，她相繼選修許多數學科目，而且成績優異，即使她並不喜歡數學。但這位老師只是反映許多人的刻板印象，包括政府最高階官員也有這種想法。
馬來人很少出任政府或企業高階職務。他們在軍中也很罕於被拔擢擔任敏感職位，這反映出一旦與印尼或馬來西亞爆發衝突，他們的忠誠度會受到懷疑。一九六七年擔任新加坡總統的尤索夫．賓．伊薩克（Yusof bin Ishak）似乎是明顯的例外，不過這個職位的象徵地位大於實質權力。我在一九六七年第一次到新加坡時，向我的華人東道主問起誰是總統，他們似乎覺得是誰並不重要：「你為什麼想知道？ 他只是個馬來人。」當然，種族刻板印象並非新加坡獨有的現象。
新加坡的印度裔人比起馬來人是更加分裂的群體，他們因語言、族裔、宗教和階級而各有區分。最底層是來自印度南部、皮膚黝黑、從事勞力工作的泰米爾人，其中有些是服刑犯人，在早年被引進新加坡開闢叢林、疏濬沼澤、做填海造陸的粗重工作。泰米爾人和華人後來成為漁民和碼頭工人。地位向上攀升的奇提爾（Chettiars）是由泰米爾的放貸人和貿易商構成的種姓階級，因為穿白色衣服和在前額以白堊抹上種姓標記而十分突出。來自印度北部的古吉拉特人水手和商人，人數比泰米爾人少了許多，後來也帶來他們的語文和文化，融入新加坡。
阿拉伯人在新加坡的勢力曾相當強大，但是人數更少。他們最早大多是商人，從事消費品買賣，而萊佛士很佩服他們的創業精神。宗教禁忌使他們不能販賣豬肉和烈酒，加上他們不熟悉華人的喜好，不利他們的零售業生意，到了十九世紀末期，生意大幅下跌，但是他們仍然相當成功地累積資金，轉向房地產投資。
到了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阿拉伯人擁有新加坡約一半的土地，他們在穆斯林社群內的影響力相當大。但是二十世紀推行的房租管制加上政府徵收土地，削弱阿拉伯人的經濟勢力，而年輕一代似乎缺乏前人的理財本事。有人嚴酷地批評他們：「喝酒、跳舞，玩到家道中落。」他們不再富有，影響力也一落千丈。
和紐約一樣，新加坡自始就是一個移民城市，歐洲人 - 絕大多數是英國政府官員、軍人或商人，當然也不乏某些流浪漢和離經叛道人士 - 一直是比例較小的少數民族，其中大半以上是過客，不是來此安身立命的。除了來自鄰近地區的馬來人，以及來自遠方的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之外，這個港口還吸引了一小群黎巴嫩人、亞美尼亞人和希臘人。亞美尼亞人蓋了新加坡最著名的「萊佛士酒店」。但是和華人相比，所有這些族群在人數上統統不足為道。
作者介紹：約翰．培瑞（John Curtis Perry）
美國塔夫茨大學佛萊契法律與外交學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Tufts University）海洋史教授、海事研究學程創始系主任、東亞與太平洋研究專家，同時也是全球海事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Global Maritime Studies）創始主席。
培瑞的研究範圍涵蓋亞太與美國關係、美國對日本的占領、美國在太平洋的擴張等，著書與論文甚豐，以善於用清晰、簡潔、睿智的語言向一般讀者解說複雜的歷史脈絡而備受好評。1991年曾獲日本政府頒發明治時代設立的「瑞寶勳章」以感謝他對美日關係的貢獻。
著有《鷹翅之下：美國對日本的占領》（Beneath the Eagle's Wings）、《感性的帝國主義者：美國在東亞》（Sentimental Imperialists）、《西進：美國與太平洋的開啟》（Facing Wes）等書。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八旗文化《新加坡的非典型崛起：從萊佛士爵士到李光耀，駕馭海洋的小城大國》
責任編輯／郭家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