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在南韓還是台灣，都必須承認問責系統的不足，它表面上是為保護弱者而立，但在性暴力案件中難為倖存者服務。現在的程序與舉證難度，未細緻考慮到性暴力事件發生情境和倖存者的需求。有時，問責系統甚至是由施虐者同盟所建構，倖存者要在此述說經歷、尋求相信與公道，是多麼痛苦與不可能的任務。
第三課：當性掠奪者重返原位
對南韓性暴力倖存者來說，最絕望的是，拚盡勇氣控訴後，性掠奪者依舊待在父權制度鞏固的高地。
2020年7月，涉嫌對秘書權勢性霸凌的首爾市長朴元淳自殺身亡，在他離世3年後，否認其有關指控的紀錄片《第一辯護》（첫 변론）即將上映（儘管國家人權委員會2021年已判定有性騷擾情事）。「相信朴元淳，請加入我們的贊助會員。」製片方宣稱，他們頭一天開放捐款就募得逾1億韓元（約新台幣236萬元）。
無獨有偶，高銀──詩壇巨匠，也被指為性掠奪慣犯──去年12月以紀念出道65週年的新詩集回歸文壇。4年前，詩人崔泳美等人揭露高銀性騷擾情事，高銀反過來提告、求償10億韓元（約新台幣2360萬元）並敗訴。從未正式道歉的高銀如今重返舞台，還有出版界熟人鋪平道路。南韓婦女人民協會譴責，高銀應立刻向受害者道歉，「在受害者感到日常生活安全之前，我們會清楚地記住其罪孽。」
性犯罪者的力量並不會隨著醜行披露或他的死亡而消失。朴元淳性霸凌倖存者接受《韓民族日報》專訪時指出，面對曾是自己老闆、在人權領域備受尊崇的強大加害者，即使他已經死了，追隨他的人仍能帶來可怕的二次傷害，以至於她必須隱姓埋名，避免再受折磨──「我改掉用了30年的名字，還做了整形手術。」
詩人崔泳美因 #MeToo 遭到出版社封殺，不得不創辦個人出版公司。回憶被高銀控告當下，她指出：「閱讀起訴狀時，我意識到將要對抗的對手不是原告高銀，而是圍繞著他的龐大網絡，培育他的文學界勢力，以及各個職位上透過他獲利的人們，作家、批評家、教授、出版社編輯、翻譯家，我發現我要對抗的是整座金字塔。」
創造對性暴力零容忍的社會
#MeToo 運動和對它的強烈反彈，再次揭示社會一直迴避的真相。一部分在父權社會成長的男性成為了性掠奪者，他們無法承認錯誤，試圖逃避法律責任。我們不能縱容糟糕的道歉，也不能允許毫無悔意的加害者回歸。這麼做不僅將重創倖存者，也可能讓更多人受害。
我們需要更加團結，還必須把反對者納為盟友，因為他們不是敵人，是你我共同生活的未來的一部份，有必要思考，該如何在消除性別對立的同時，創造對性暴力零容忍的文化？
#MeToo 之後，我們也驚愕發現原來有那麼多性掠奪者，他可能是家人、朋友、曾經崇拜的師長或知名人物，正如《人選之人─造浪者》劇集裡，性掠奪者的女兒趙蓉之所面對的掙扎。考慮到有些人際關係很難徹底切割，我們可能還必須學習如何與加害者共處、溝通，希望他深刻反思自己的錯誤。
這正是我們在後 #MeToo 時代能開創的新道路，正確認清性暴力，提出適當懲罰和預防再發的措施，讓施暴者反思、承擔責任，陪伴倖存者治癒傷痛，尋找社區重新接納加害者的妥當方式，讓性霸凌就在這一代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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