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沒成功過、進報社秒被資遣的他，為何能成為用一張嘴就殺死千萬人的納粹宣傳部長？

戈培爾全名保羅·約瑟夫·戈培爾。與希特勒所期望雅利安人「高大、強壯、金髮碧眼」完全相反，戈培爾簡直是長肌肉前的美國隊長，長得十分瘦小，留著一頭黑髮以及暗褐色的眼珠，但正是此人，僅憑著一張無懈可擊的嘴巴，讓數千萬名德國群眾能拚盡性命的忠於希特勒，最終成為名噪一時的納粹政府宣傳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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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超高學歷來掩飾小兒麻痺的自卑

七歲時，戈培爾患上脊髓灰質炎，也就是俗稱的小兒麻痺症，致使左腿比右腿短了一截，走起路來一瘸一拐，十分不便。小兒麻痺也影響到了戈培爾的身高發育，在高大的西方人眼中，一尺六五、面黃肌瘦的戈培爾成為了受到同學側目、排擠的邊緣人物。左腿右腿的對於戈培爾的一生影響頗大，當時的德國青年由於受到普法戰爭的刺激，流行以參軍來光榮祖國，戈培爾也受到愛國主義的氛圍影響，在一戰爆發時，曾跛著兩條腿，主動前赴參軍處報名，可是面試官一見戈培爾那不健全的雙腿，連體檢都沒驗，就將戈培爾趕出門外了。這對戈培爾的打擊非常大，此後戈培爾經常穿著長靴，以在裏頭安著假腿，彌補兩腿長度的差異，但這卻不能消除戈培爾走路時的毛病。

一直到後來當上了納粹的宣傳部長後，戈培爾最頭疼的是便是檢閱儀仗隊了，要在眾目睽睽之下一瘸一拐的跛走，是他一生中最羞恥的時刻，他也曾這麼說：「别人對我所能施加的最嚴厲的懲罰莫過於檢閱儀仗隊。而這並不總是可以回避的。每當在慶典的日程上列入檢閱儀仗隊一項活動時，我就一夜睡不好覺。」

靠著追求夢想的動力，戈培爾的成績非常優異，從高中畢業後，他在教會的補助下，先後進入了德國的波恩大學，弗雷堡大學，伍茲堡大學，科隆大學，法蘭克福大學，還有慕尼黑大學，柏林大學，專修了哲學、歷史、文學和藝術，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臘文。每次戈培爾的成績進步，他便忙著書寫請願書，想要更換更好的大學，這也表露出了他對於受人仰慕的渴望。

1921年4月，年僅二十四歲的戈培爾從海德堡大學穫得哲學博士學位。走出大學校門後，滿懷抱負的戈培爾一心想成為像戈德，席勒那樣的大作家，起先致力於創作小說、劇本和詩歌，著有小說《邁克爾》、劇本《流浪者》和《孤客》，但現實卻將給予了他重重打擊，所投稿的數十家出版社，皆給出了各種原因不願意出版。這是多麼諷刺的一件事啊，戈培爾苦讀數年，得到崇高的博士學位，為的就是讓眾人能夠看得起自己，但無情的現實卻敲碎了他的夢想，這讓戈培爾痛苦地無以復加，也讓他的個性出現了分歧，他既有嚴重的自卑感，也存在著學歷上孤高的優越感，陷入了人生的低潮的戈培爾，只能用學歷上的優越來壓制心頭的自卑，在簽名的時候必定冠上博士（Dr.）的頭銜，對於自己身為一個高階知識份子的自我意識變得更強大。

加入納粹黨

「現在，我找到了應該走的道路，這是一個命令！」戈培爾對於希特勒的演說讚揚不已，從此，戈培爾開始對納粹黨有所接觸，並且於1924年8月21日於門興格拉德巴赫城設立「國家社會主義大德意志解放運動」分部。也就是希特勒領導納粹黨進行啤酒館政變之後被鎮壓後被打為違法團體後，為了掩人耳目而設立的偽裝團體。

事實上，當時的戈培爾在納粹黨的政見上猶疑不定，他雖然是因為希特勒的演講打動他才加入的，私底下與希特勒聊過才發現他倆政見根本不同，戈培爾親左，希特勒親極右，戈培爾屢次與希特勒發生衝突，身為左派納粹的戈培爾主張應該要和共產主義者同盟，並且傾向了由格里哥·斯特拉瑟所領導的左派，使得希特勒頗為無奈。1926年2月14日在漢堡舉行的幹部會議上，戈培爾竟公然斥責希特勒為「投機主義份子」，並且提議要將之除名！了解戈培爾才能的希特勒，繼續對戈培爾溝通，最後打動戈培爾，於同年的四月轉為支持希特勒。

1926年十月，戈培爾被希特勒任命為納粹黨柏林和柏蘭登地區的黨部書記，負責清黨和機構整編，也就是說，戈培爾有用武之地了。在被稱為「紅色柏林」的共產主義齊聚之地，戈培爾發揮其三寸不爛之舌，煽動了大批群眾投靠國家社會主義，成功地讓本來以南部為根據地的納粹黨勢力進入了德國北部，希特勒回顧這段時光時，曾表示「戈培爾博士擁有言辭和才智兩種天賦，沒有這些天賦，柏林的局勢就無法控制......對戈培爾博士來說，他以言辭的真情實感贏得了柏林。」1929年，戈培爾被任命為納粹黨宣傳部部長。

事實上，戈培爾並不是位天生演說家，他每一次演講，都會預先將演講內容給打成草稿，並且對紙稿一再地修正，直至滿意，之後又反覆練習，讓自己能知道什麼時候該高聲疾呼，什麼時候該舉起雙手，眼神、動作、口氣，這些都必須隨著演講內容而做出變化，以做到能打動人心的演說。

戈培爾擅長運用人性，演講十分具有煽動力，在印海報時，總是採用鮮艷的亮紅色來引起群眾對納粹的關注，在自己創建的「攻擊日報」上（Der Angriff），他的手法無非是以簡單卻不失縝密的言論，反擊其他報紙的言論，或是以超大的字體去辱罵其他報紙，挑撥讀者的感情，除此之外，他還善於組織大型集會，戈培爾組織了場慕尼黑啤酒館暴動周年紀念，又經常在柏林體育館做大型演講，大張旗鼓的行徑不僅博得了媒體的版面關注，也為納粹黨爭取了數萬名的選票。

而他在宣傳時，總是不忘一點：「謊言重複一千次就會成為真理。」這句話又稱做「戈培爾效應」，與《戰國策.秦策》曾參殺人的典故頗有相似之處，戈培爾用著遙不可及的謊言拉攏遙不可及的群眾，並且利用遙不可及的群眾來達成遙不可及的謊言，利用這套心理操縱術，納粹黨迅速壯大，使得希特勒更加篤定戈培爾的才能。

上任德國宣傳部部長

1934年希特勒主政德國之後，戈培爾立刻成為德國宣傳方面的領導。希特勒開創性地創造了「德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並讓戈培爾擔任部長。戈培爾的德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在希特勒的內閣中有著特殊的地位。戈培爾的辦公室人員規模比其他部門大3倍，因此很快獲得了強大的控制力，在屬於其他部門的傳統領域，也獲得了新的影響力。例如：戈培爾開始越界處理經濟部門的工作，主動承擔管理德國工商業廣告、展覽的工作。一部分原來隸屬於教育部門的在中小、大學、藝術機構的文化教育活動，也被戈培爾管理起來。到了最後，戈培爾甚至介入了里賓特洛甫所掌控的外交部，所有對外宣傳的策略和措施，都需要徵得他的同意。

除了擔任德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的負責人外，戈培爾還掌管了另外一個頗具權力的宣傳通訊部門——德意志德國文化部。文化部致力於符合國家社會主義原則和目標的文化活動、事件的創造和傳播。在宣傳這一特殊的公關活動中，雖然是為了達到一個聲音、一種思想、一派政黨的獨裁統治。但戈培爾卻從不強迫灌輸民眾民族主義，他認為強迫的學習不會引起真正的認同，比起這個，他更崇尚用一些片面的科學知識以及歷史事件作為宣傳，以此間接控制大眾的意志。

在思想控制上，戈培爾最著名的舉止莫過於將所有非德意志精神的書籍燒毀的「壯舉」。1933年5月10日晚上，成千上萬的學生在戈培爾的煽動下高舉火炬，在柏林的各條大街上游行，並最終匯集到柏林大學對面的廣場周圍。那裡已經堆積了數百位非亞利安哲學家、科學家、文學家的著作，激進派成員甚至規定任何非德語作家的著作也將一同燒毀，學生們稱這些書籍「對我們的前途起著破壞作用」，興沖沖地將汽油潑灑在成噸的書籍上，詩人海涅、心理學家弗洛伊德、戲劇家布萊希特、科學家愛因斯坦耗盡心血所撰寫的名文著作，猶如一團垃圾般遭到眾人踐踏。烈焰騰空，照亮夜晚。人們一邊歡呼，一邊繼續往火裡扔書。以此開端，德國二十餘所大學一百多座城市也紛紛效仿，開始焚書。戈培爾向參加焚書的學生們說：「德國人民的靈魂再度表現出來了。這火光不僅結束了舊時代，而且照亮了新時代。」戈培爾因此獲得「焚書者」的稱號。

宣傳上的「功績」

戈培爾和他的宣傳部對出版、報刊、廣播和電影也實行了嚴格的管制，建立起納粹黨領導下的統一的藝術家組織「德國文化協會」，其成立目的很簡單：保持一家言。

德國所出版的書籍，在德國文化協會的監視之下皆需按照國家規定的方針、政策和路線從事活動，作品的出版或上演必須經過納粹宣傳部的審查和許可。而由納粹黨制定的法律規定，第三帝國的編輯們必須在政治上和納粹黨保持一致，種族上必須是「清白」的雅利安人。於是，許多不願為納粹服務的編輯記者遭到汰除，許多不能與納粹保持一種聲音的報刊被停辦，像是《法蘭克福日報》的老闆就因為留著猶太人的血液而被踢出報社；連續發行了兩百三十年的報紙《伏斯日報》也在1934年4月1日遭到停刊。在希特勒執政的短短四年間，全國報紙減少了將近一千種，剩餘的報章編輯為了保住自己的鐵飯碗，成為了納粹的宣傳工具。

關於宣傳器具，納粹黨在執政前著重於演講，隨著上任後權力的擴大，納粹已經有權力掌握廣播了，戈培爾認為廣播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任何宣傳，它傳遞信息迅速，涵蓋範圍廣，影響大。因此，必須牢牢掌控德國的廣播事業。戈培爾通過宣傳部的宣傳司和納粹創立的國家廣播協會，控制、壟斷了德國的廣播公司。從此，這家廣播公司充斥著對於納粹政府的讚揚，以及對於英法政府的仇視。

為了對付猶太人，戈培爾的宣傳部將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利用廣播、電視、電影、甚至下轄至漫畫、傳單等進行鼓動，哪個城市出現經濟、治安等問題，哪裡的猶太人就被當作代罪羔羊。當時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要求抵制猶太商店的代言人尤里烏斯.施特賴歇爾曾收到一封來自北方發來的電報，他面寫到：『立即派遣猶太人來，否則無法進行抵制！』」雖然是笑話，但足以說明納粹迫害猶太人到了何種程度。他們還為此專門拍一部名為《猶太嫌疑犯》的電影，結尾裡，老百姓對猶太人執行了死刑，這簡直是鼓勵濫用私刑！但形成反差的是，這部電影在德國獲得極大回響，自1940年9月上映後，這部電影總共在柏林66家戲院播映過。

說到電影，戈培爾特別重視其電影的作用。曾經獲得德國電影獎、威尼斯雙年展金牌及巴黎世界博覽會大獎的《意志的勝利》，就是在戈培爾的監督下製作完工的。另外配合反猶太人政策，戈培爾除了《猶太嫌疑犯》外，還曾主導拍攝過《一個猶太人的故事》，影片的首映放在了威尼斯電影節上，並獲得最佳電影獎。後來為了配合對英國的戰爭，戈培爾還製作了反英宣傳電影——《愛爾蘭，我的生命（1941）》，在這裡，英國政府成為窮凶極惡的帝國主義者。

二戰期間，在戈培爾的主導下，納粹德國共拍攝了500餘部大大小小的紀錄片和故事片，堪稱歐洲之冠。其中還有15部是彩色的。電影還被納入戈培爾的宣傳軌道，為戰爭服務。戰爭爆發後，戈培爾首先組織拍攝了《波蘭戰役》、《西線的勝利》、《東方的戰爭》等紀錄片，鼓勵帝國軍民前往前線作戰。

在戈培爾和他的宣傳部的精心操縱下，整個德國的輿論處於瘋狂的法西斯文化思想氛圍中。本來應該向公眾傳播事實，宣傳真理和正義的新聞媒介，竟成為蠱惑戰爭、散播仇恨的工具。但以政治的角度來看，戈培爾的宣傳是極為成功的，德國民眾的思想已經徹底遭到控制，他們一個個成為戰爭的狂熱支持者、擁護者，直接參與者，並為納粹的復仇戰爭獻出勞力、青春、以及生命。

宣傳部長之死

當蘇聯軍隊即將攻入德國本土時，希特勒已經徹底絕望，鮮少進行演說，多由戈培爾代替其工作，他總是以收音機廣播宣告國民對於聯軍要進行最後抵抗。在1945年4月蘇聯軍隊進逼柏林時，戈培爾也號召柏林市民捍衛首都，他組建了國民突擊隊，將柏林城下的老人以及尚未成年的青年等不適合應徵正規軍的男性召入其中，並親自擔任指揮官。但即使軍民一體，在裝備缺乏以及訓練不足的情況下(老人大多只能拿到一把火箭筒，而且還是用完即丟、一次使用型的！)，第三帝國依然難以力挽狂瀾，國民突擊隊往往在戰場上傷亡慘重，充當炮灰，在創建到解散的短短五個月間，國民突擊隊的戰死隊員共計175,000人左右。

隨著時間步入到1945年2月，此時德國百姓已經對戰爭失去了信心。為此，戈培爾想盡一切辦法製造令人振奮的消息來提振帝國士氣。最常用的辦法是唬爛有關神秘武器的新聞。一次他向公眾介紹一種名為「冷光」的武器，他說：「當我走進武器庫，看見這種武器，我的呼吸驟然停滯。它的威力如此巨大，破壞如此可怕，以至元首要求不到最後關頭不能使用它。」令人意外的是，德國民眾還真的相信有這種武器，但仔細想想，納粹德國在臨死前的掙扎中，發明出了V-2火箭、第一款實用性噴氣戰鬥機、第一種隱形轟炸機、第一種實質意義的突擊步槍等先進武器，德國民眾相信有「冷光」的存在，也在情理之內。

在紅軍直逼柏林前的幾個禮拜，戈培爾發起了最後一次演講，在中提到：「德意志的字典裡是沒有投降兩個字的。不是勝利就是死亡，」戈培爾遵守了自己的諾言，決定自殺。希特勒死前立下遺囑讓戈培爾接替他的位置，但是戈培爾表示自己寧願死也不會拋棄元首，不會做一個背棄國家的小人。

4月30日，希特勒自殺。 5月1日，這一天戈培爾夫婦準備追隨希特勒，由於害怕遭受池魚之殃，戈培爾的六個小孩也不能留下，他們準備讓六個小孩和他們一起面對死亡。

5月1日下午，瑪格達將混有安眠藥的糖果發給孩子們。不一會兒，六個孩子都進入熟睡狀態，瑪格達逐個親吻著她們，細細端詳著這些親骨肉，淚水順著面頰滾滾落下。片刻後，她將氰化鉀放入孩子的口中，遂放聲大哭起來⋯⋯戈培爾並沒有見證兒女的死亡，他親自出去帶人找回足夠焚燒他們屍體的汽油，晚六點左右，他才又回到暗堡。他來到每一位孩子身邊，俯身在他們額頭上印上一吻，沒有說話、也沒有哭泣，他走出房間，來到暗堡的書房。瑪格達正在這裡木然地坐著，這也是他們商量好的。各自辦完事後從這裡一起走向生命的終點。

戈培爾走到書房的衣架前，戴上他的軍帽，將黃駝色軍大衣的塵土拍除、再次確認領帶是否繫緊。隨後，把右胳膊伸給他的妻子，一句話沒說，他們依偎著緩慢地朝通向院子的樓梯走去。戈培爾和瑪格達都仔細演習過哈斯教授推薦的手槍加毒藥的自殺方法。瑪格達向前走了一步，咬破早已放在口中的膠囊，慢慢地倒在土地上，戈培爾不想讓她痛苦，隨後朝她的身體開了一槍。戈培爾用力咬破他口內的玻璃小瓶，緊接著扣動P—38型手槍扳機，子彈從他右邊太陽穴打入。

希特勒並不希望戈培爾死，他想讓戈培爾活著，可是戈培爾不願拋棄自己的祖國，畏首畏尾的活著，他有著對於他來說比生命更為重要的信仰，或許正如他所說：「我們信仰什麼，這無關緊要；重要的是我們有信仰。」

文/江仲淵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歷史說書人History Storyteller（原標題：納粹的嘴巴──第三帝國宣傳部部長約瑟夫·戈培爾）

責任編輯/潘渝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