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時，有一次搭公車上學，當我從車窗向外望去時，我看見另一所公立高中的校車。校車上滿車的學生，但個個東倒西歪。坐在椅子上的學生抱著書包，頭隨著車體左右晃動；沒有位子坐的學生，要不是坐在地板上，不然就是握著扶手，低頭閉目，一點動靜也沒有。車上沒有笑容，更沒有充滿期待的眼神，只有一張張疲憊到不行的臉龐。
只要努力考上好學校，一切前程似錦
看到的當下，我開玩笑地覺得真像載運屍體的靈車。只不過內心的悲哀也隨之而上，因為那正是我們青少年真實的樣貌。又在高時數的教育下，這一張張的倦容怎會消失呢？
儘管現在是二〇二二年了，我們依舊會看見許多新聞報導，描述單親家庭、清寒家境或障礙者的孩子靠著自己的努力考上好學校。我們很喜歡聽到美好的事物，樂於相信教育是讓社會貧富翻轉的利器。這些話讓我們覺得家境不影響我們對人生的掌控權，也因為這是一個社會認同的成功樣板，看到這篇新聞的我們，更應該起身拚搏，別人都這麼努力，我們憑什麼怠惰……一連串的小劇場在我們的心中上演。認為只要自己努力，沒有什麼做不到。但我們從未去了解報導中的那些年輕人，他在過程中取捨了什麼，他是否需要天天熬夜，去完成不合理的作業要求？他對於自己所處的體制作何感想，他對於自己考上XX大學XX系，真的感到滿意嗎？
先不論有多少社會學研究，確切指出社經地位與就讀的學校有顯著關係，在我們這麼絕對去思考的過程中，盲目的社會價值驅動著我們，從眾地去追求單一、扁平的成功目標，卻忘了回過頭來問問自己喜歡什麼，我自己有多少能力，我的專長又是在哪些領域。這些重要的思考歷程，對許多台灣的孩子來說，是「消失的」。
我們知道要努力考上大學，但為的不只是自己，很多時候，還有後面的家人、老師，與大環境的期待。在這一段沒有「心理界線」的歷程裡，當我們去做一件並非我們實在想要的事，內心的委屈也習慣壓抑，於是總有一天會爆發與反噬，甚至毒害我們人生的其他面向。
孩子為符合父母、老師及社會的期待，錯過「認識自己」
拉到更高層次來看，我們之所以擺脫不了受苦文化，主要是文化中集結了太多鼓勵受苦的論述。「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當我們感到辛苦，要記得忍耐，只要通過了，就會成功。這是上天的考驗，是成為偉人的必經之路……我並不是在否定「努力」的效用，不過在努力前，我們要先了解，哪些地方是我們發自內心嚮往的，也是我們個人所認同的。
而許多事並非努力就會有收穫，也有些事不用受苦，更重要的是彈性，能傾聽與表達，事情才有可能被解決，又或帶著未解決的事繼續前行，不執著於一定要完成。恐怖的是，當教育將這些論述奉為「教學理念」，不管孩子在水深火熱中的嘶吼，只在終點對我們微笑說：「再辛苦一點就到囉！」這麼做，其實是刻意忽略了孩子的感受。我們可能會感受到自己的情緒，並不被社會認同、接納，久而久之，也開始學會去抑制自己的痛苦；不斷餵自己毒雞湯，相信流血流汗都是為了更好的未來。
華人社會對於孩子教養的焦慮程度是攀升的，而在教育擴張的過程中，親子之間的疏離也漸漸拉大。我們經常會認為父母不理解自己，卻又因為自己必須倚賴家庭，才能滿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不得不壓抑、忍耐。但長期的匱乏容易導致孩子自我概念（self-concept）低落，認為自己不值得被愛，也沒有權利說不，然後就過著庸碌、盲目的生活，總強迫自己要做什麼事，去證明自己的價值，然而那些事都仍是在努力符合社會的期待。一旦失足、失敗或沒了掌聲，我們很可能會頓失目標，反過頭來責備自己的不是。
孩子很可能因為自卑，所以在人際關係中不斷地討好，就像在學生時代要討好爸媽、老師一樣去獲得認可，不敢說出內心感受、找不到自己能肯定的事物；又或者他可能認為自己在一段關係中必須「控制」他人，以釋放自己長久以來的壓抑，同時也證明自己的能力優於他人，就這樣複製了那些過去父母師長曾對他做的事，甚至在親密關係中對伴侶施暴，以為那是一段好有安全感與控制感的關係，卻沒有看見被他掐住的關係，就像手中的沙粒，抓得愈緊，只會流失更多。
孩子失去學習「覺察自己的感受」，並「表達出來」的機會
以為只有這樣嗎？埋首讀書的他，很多時候連自己有什麼感受，也說不上來。因為過去師長叫他不要想那麼多，乖乖讀書比較實在；更別說要求他理性地表達出自己的想法。不斷地壓抑，只會讓他在一段又一段的關係中感到孤獨。不是身旁沒有人，而是不懂表達的他，讓人難以理解，同時也只能逃避關係中的大小衝突。
世界是公平的，家長要孩子努力，卻沒有問過他的感受。當他生命不如意的時候，他懷疑自己，也責備那些曾給予他期待的人。你告訴他，自己的人生要自己負責，他怪你當初沒有界線地塞給他成功清單，要他履行。當長輩自己沒有界線，又怎麼期待孩子會成為一個有界線的獨立個體呢？而這一切的重點在於，有沒有讓孩子去覺察自己的感受，並表達出來。
社會用迅速、便利的方式去洗腦，灌輸他們何謂優秀，何謂懦弱；然而更可悲的是，在盲目中長大的我們並未清醒，一代代地複製這樣的舉動，毫無意識。我們都在不是那麼有愛的環境中長大，或許嘗到了一些甜頭，讓我們感受到物質生活的美好，但是捫心自問，我們真的開心了嗎？如果可以再來一次，我還會再做一樣的選擇嗎？我所受到的鐵血教育，真的沒有讓我犧牲掉其他也同等重要的能力嗎？
作者介紹｜莊明翰
二〇〇〇生，就讀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大一時，罹患輕度憂鬱症，在原生家庭、性別認同、人際關係的種種議題夾擊下，開啟了自我覺察的旅程。同時，投入心理學與神經科學的學習，期許能以更同理與慈柔的眼光，看待自己與他人的各類苦難。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寶瓶文化《憂鬱世代：頂大生如何走出升學牢籠、社群競逐及自我價值困惑的憂鬱症》（原標題：台灣教育中的「受苦文化」 這些重要的思考歷程，對許多台灣的孩子來說，是「消失的」。）
責任編輯／梁溶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