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死小燈泡的兇手被判無期徒刑，且刑後須接受強制監護五年。強制監護的用意，是擔心他刑期服滿以後，病情仍沒有好轉，有再犯危險性，因此需要強制監護。德國早已廢除死刑，但對於案情重大，且因精神疾病，可能出獄再危害大家的罪犯，德國社會也曾劇烈討論過；數年前德國改了法律，讓慣犯或精神疾患者的重大案件罪犯在服完刑期後，還必須做安全管束（Sicherheitsverwahrung），且依病患的病情，德國的安全管束可達終生無限期之久。
安全管束並非服刑，但限制其自由。犯人在服完刑後就不是「犯人」，管束期間接受治療，可以擁有穿自己衣服及使用個人被褥等權利，住處可以用自己喜歡的品味設置，最重要的是被管束者有一個協助他的人，並且必須有專人定期評估他的危險性，如果病情穩定評估沒有危害大眾的危險，即可以不須再接受管束。
德國迄今被安全管束最久的罪犯，因殺害一對年輕夫妻，自1962年關到現在，服完刑期仍未被釋放，已經被限制自由超過五十五年。目前德國還有超過五百名罪犯要被安全管束，一個被安全管束的罪犯，一天要花比一般罪犯服刑還要多三倍的費用照護，一天約三百歐元是最少的照護費用。
這個改變，其實是因應大眾害怕重刑犯出獄再度危害社會而設的條款，並沒有太大復仇的意味。但是無限期的安全管束，如果深入研究，它其實比死刑更折磨人，試想，超過五十年的安全管束，雖然不是犯人，但是和犯人一樣失去自由，如果以嚇阻的效果來看，一個終生監禁並強制治療的刑期，不會比死刑駭人嗎？
台灣的精神病患治療與照護嚴重被忽略
狠殺一個無辜女童沒有被判死，這結果對於一般民眾是無法接受的，而身為精神科護理師的我必須說，我佩服謝審判長，她能在抵抗輿論高壓下，做出這個不判死的決定。「思覺失調症」的病名原來叫做「精神分裂症」，因為名稱污名化，所以這個病名改成思覺失調症。如今換個不污名化的名稱，也讓人似乎感受不到這個病真正的病狀，反而讓一般人容易淡化他們的疾病。
客觀來說，在醫學上，這疾病遺傳或因藥物引起的機會大，它是腦部的化學物質不正常造成的。既是腦部化學物質的不正常，就多可以用精神科藥物調整，有些可以恢復，有些只能暫緩病情。根據統計，有百分之二十的病人可以恢復到很好。如果用疾病比較來說，我會告訴病人，此病就如同糖尿病，都是身體體內化學物的不正常造成的，糖尿病是胰島素不足，血糖升高要控制所以要吃藥，思覺失調症也是腦部化學物質不正常，所以要吃藥。
「思覺失調症」在一千個人口中，約有三到七個罹患者，目前全世界有超過兩千萬人罹患此病。在全世界沒有一個人可以斬釘截鐵的告訴我，他不會得病，或他家人親友都不會。就算自己家人親友都沒有，我們社會仍要面對這群被社會遺忘的超過十萬以上病人，因為他們就都在我們身邊生活著，也需要我們關照。對於這龐大的數字，我們社會必須規範面對，而不是用死刑來根除他們。
誰能有選擇生什麼病的權利？長照體系對失能精障病人照護不足
在台灣充滿了暴力與復仇的所謂正義，但是有誰知道一個病患的處境？當然沒有一個無辜的人該死，判刑處罰是一定要的，可是在這個案件中，一個失序已久的病患，對自己沒有病識感，沒有服藥，沒有醫療社會救助體系介入所造成的嚴重傷害，我們社會不正視，不用改善救援體系的不足嗎？在這之前都沒有人要負責嗎？家庭因為窮苦無知而失去了辨識能力，一個精障失能的人用死刑處理掉，能幫助我們解決台灣超過十萬人被漠視、被排除在長照之外的問題嗎？
死，有時候其實也是奢侈的享受，例如今年六月才到瑞士來安樂死的傅達仁先生，死亡就是他最後奢侈的追求。多少台灣醫療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患者，他們都奢求一個方便的死亡，法律卻不允許。而死刑的槍決的死，就是個方便死，就像中國人說得吃方便麵（泡麵）一樣的方便，槍響後就結束一切痛苦。
鄭捷至今成名了，有沒有人想過，他生前活著的時候是想要自殺的，而他沒有勇氣自殺，就隨機殺人要向台灣社會討個死刑，結束自己的性命。最後，真如他計畫想要的，台灣社會給了他死，他在全台的撻伐中死了，並且透過犯重大罪狀與死亡而成名了。這些都是他要的，他可以說是求仁得仁。我們社會這樣賜給膽小到連自殺都不敢的人死刑，會不會太便宜他們了？
文｜劉威良
德國台灣協會前會長，台灣護理師、德國護理師及精神病患專業照護人，德國失智者專業照護人、從事動物輔助活動、教育及輔助治療的研究與資料搜集 。著有《借鏡德國-一個台灣人的日耳曼觀察筆記》、《借鏡德國-毛小孩的神秘力量-從歐美的動物輔助治療看台灣動物福利》。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想想論壇（原標題：【借鏡德國】當精神病患殺人⋯⋯德國的安全管束）責任編輯/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