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立陶宛人這麼勇敢？」跟大家一樣，我的心中，也有這樣的疑問。我廣讀搜尋到的媒體報導與歷史典故，知道他們經歷被多次壓迫也要爭自由、獨立的過往。但相對於立陶宛人展現的巨大力量，這些論述理性、生硬、遙遠、簡化，就像歷史課本。讀者或許可以被這些文字說服、想像那樣的情懷，但我相信，立陶宛人的心情與底蘊，一定更澎湃，超越我們讀到、甚至被翻譯過的文字表象。
直到我來到了立陶宛南部與波蘭、白俄羅斯邊境不遠，在立陶宛歷史上具有代表性、集重要事件於此的馬金娜（Merkinė），與真實的人物交會，身歷其境地走過曾經的輝煌、近代的戰地與傷痕，我被立陶宛年輕導覽以家國為榮的熱情深深打動，也從他們感染到這股歷史傳承的力量與勇敢的精神……。
天天耳提面命的邁向自由之路The Road to Freedom
來到立陶宛，所有的旅遊指南，都不會漏掉位在維爾紐斯的蓋迪米納斯大道（Gediminas Avenue）上、十八世紀重建的維爾紐斯主教座堂。教堂跟古代宮爵所居、在二〇〇二年重建的立陶宛大公宮，以及一座鐘塔，都位在同一個大廣場上。
這個廣場是立陶宛重要的精神象徵，也是好幾條路的起點交會處。人們在新城舊城走著，最後不免都會走到這裡。就像在巴黎漫步，總有大批人海從四面八方，最後停在凱旋門。
這也是見證立陶宛多次爭取脫離蘇聯獨立的歷史地標。一九四〇年蘇聯佔領立陶宛後，立陶宛人除了在各地力抗，也曾在一九四一年成立臨時政府，稱為「立陶宛六月起義」。當時，他們就是在這個廣場後方山坡上的古堡遺跡旁的蓋迪米納斯塔上，升起立陶宛國旗。但蘇聯持續在各地壓迫立陶宛，德軍也一邊進攻立陶宛又一邊威脅立陶宛必須成為其傀儡政權；立陶宛人雖然百般不願意，但是在戰亂中，資源與奧援不足，也不得不在八月份解散臨時政府。
一九八九年，由立陶宛、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人民手牽手、沿著波羅的海岸綿延六七五公里，訴求獨立的「波羅的海之路」，其中的一頭，也是在這個廣場。廣場上現在還鑲著一塊用立陶宛文寫著「奇蹟」的地磚，紀念這歷史的時刻。
來到立陶宛辦事、經商、開會、逛街、旅遊、吃飯的人，也一定會走過廣場前延伸出去的蓋迪米納斯大道。廣場跟大道，都由石板磚鋪成。石磚從晨曦到夕陽、從豔晴到雨天，都映著銀白色的光，在在提醒人們，這是一條不平凡的路，昭告世人，為何立陶宛人如此勇敢地擁護民主，捍衛今日的生活。
蓋迪米納斯大道的另一端，是立陶宛曾有數萬人民上街頭擋在坦克車前，保衛鞏固的國會。國會的存在與運作，是一國獨立與民主的鐵證。許多議員是一九九〇年宣告立陶宛獨立的代表，許多人今天也都還在崗位上。國會迄今不僅留著有這些議員們簽名的獨立宣言，還保留著一面玻璃，上面有蘇聯在一九九一年「鎮壓」立陶宛獨立運動時留下的彈孔。
走了五十年的二十分鐘
從大教堂廣場到國會，兩端只有步行二十分鐘的距離。中間有數個行政跟司法機構、宏偉的古建築、充滿歷史的博物館、現代的百貨公司、高級飯店、各國精品、美食餐廳跟酒吧街、藝術學校、圖書館與高級公寓。但要能順利地走過這一條街，享受當代物質與人文薈萃的豐盛美好，卻是立陶宛人從一九四一年的六月起義到一九九一年的一月事件，花上五十年才完成、艱辛與勇敢的自由獨立之路。
在這條大道的中段，有一棟雕飾精緻又氣勢磅礡的巴洛克式建築，臨路的是立陶宛收藏史料的特別檔案中心，兩旁有法院、博物館，以及全年都有人獻花致意的紀念碑。這在蘇聯時期，是KGB（蘇聯時期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也譯稱克格勃）的總部跟監獄。這座博物館，就叫做克格勃博物館，但正名是佔領與自由奮鬥博物館。博物館跟檔案中心，都展示、收藏蘇聯從一九四〇年代以來對立陶宛人的鎮壓史料，也保留了監獄，以及當時各種拷問、刑求、與審問的場景。在精華地段的宏偉建築，留下歷史的傷口，將舊時啟動政治迫害、不公義的源頭，變成象徵正義與平反的法院與歷史博物館，這鮮明的對照，不只是諷刺與提醒，更可以想像立陶宛人心中的悲憤。
建築外圍的牆上，嵌著一塊塊看板，透過照片與簡要文字輸出，用戶外展覽的概念，說明了這一條「邁向自由之路」（The Road to Freedom）五十年來被欺凌但仍勇敢抗爭的故事，並且將被屠殺的受難者姓名與生卒年份刻在外牆一塊塊石磚上，天天耳提面命每一位經過、享受民主自由的當代國民，莫忘來時路。在看板上，還有QR Code，可以直接跟立陶宛的現代博物館連線，聽取導覽。
盼了五十年仍沒寄到的信
這五十年有多麼不容易？無論是對方主動提及、還是我主動詢問，幾乎每位當地人，都能說上一串跟自己親身經歷、無論如何都不願回頭的生活，或是家族長輩的傷痛。
最基本的，是民生貧困破落。馬塔吉格（化名）在立陶宛獨立時，只有九歲。回想童年的記憶，他說，印象所及就是商店貨架上常常是空的。吃的、喝的都得不到，對所求不多卻仍無法滿足基本需要的孩子，無疑是一種創傷。物資不足，收入也不夠用。也有人說，家裡如果要有肥皂洗手，那就不能奢望有奶油配麵包，或是喝茶無法加糖。
心靈上的貧乏，更不在話下。所有的文化、宗教、政治、學習組織都被迫解散。廣場上的這座大教堂，儘管在建築內、外都有繁複精細的藝術雕飾、石像、造景與壁畫，是文化豐美的印記，卻被當成倉庫使用，一直到一九八〇年代中後期，才又在民主化的浪潮下，重新成為教堂。
想要讀立陶宛文、保存自己的文化，就得依靠走私書的人鋌而走險。
親友的聯繫，也被審查，甚至中斷。二〇二二年初，立陶宛郵局發布新聞，他們在整修舊建築時，發現了一批日期遠在五十年前被寄出、卻未曾被收到的信。這些信都已被開啟，信封跟信紙被分開放置。在當時，寫信是唯一可以跟親友聯繫的方式，立陶宛人藉此交代家人的近況，分享生活與感懷，還有一些信是要寄到海外的家書，全都被蘇聯拆開、過濾、擋了下來。工作人員努力依著信封與信件上的字跡等線索配對，重新組裝它們，試圖將這些信重新寄達當時的地址，但也不敢抱厚望。因為五十年來，有多少街名改了、建築拆了又重建、人們搬家或離世？半個世紀前無法寄達的喜怒哀樂，以及引領企盼、擔心親友的收信心情，早在當時都化做時代的眼淚。
數十萬人上街擋坦克、爭自由
蘇聯一直打壓、禁止立陶宛人集會抗議，但立陶宛的這股氣卻愈挫愈勇。一九八八年六月，十萬人上街支持立陶宛爭取獨立。同年八月二十三日，二十五萬人上街抗議蘇聯曾與德軍在一九三九年簽訂密約，瓜分波羅的海國家，侵吞立陶宛，應該把自由還給他們。這啟發了一九八九年的同一天，德蘇密約滿五十年時，二百萬、也就是四分之一的波羅的海三國人民｜牽手串起六七五公里的人鏈，抗議德蘇史上的惡行，要求蘇聯還他們自由。
一九九〇年，立陶宛在蘇聯體制下的選舉中，追求獨立的一方勝選，通過了《立陶宛復國法案》。三月十一日，宣布獨立。
但故事還沒有完結，蘇聯當然不會輕易放手。先是經濟制裁，停止供應立陶宛能源，斬斷必要物資，甚至連熱水都沒有，要立陶宛人放棄獨立。但是立陶宛人沒有低頭。於是，等不及的蘇聯在一九九一年一月，開始出兵，還對立陶宛最高議會下達最後通牒，威脅立陶宛就範。軍隊陸續佔領立陶宛的國防部、出版中心、鐵路調度辦公室、甚至電視塔等建築，試圖破壞這個國家的運作。但換來的，是愈來愈多立陶宛人自發性地走出家門，上街圍成人牆，守護最高議會國會大樓、廣播電台、電視塔、電話局……。國會大樓旁的國家圖書館，還有醫療人員排班，就怕國會前的人們受傷。
一月十三日，蘇聯軍隊向守衛電視塔的民眾動武，殺害十三人、並導致另一人心臟病發身亡，還有七百多人受傷。這促動了更多、數萬名立陶宛人上街保衛家園，有人甚至穿越大半個國土，到維爾紐斯來，在坦克車前高歌、呼口號，加上國際聲援，遏制了蘇聯軍隊動武，也引爆更多前蘇聯國家的人們走出來，支持立陶宛。
這也正是立陶宛一月事件的由來（January Event），後來被稱為自由捍衛者日（Freedom Defenders' Day）。
有個朋友當時正是年輕氣盛、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大學生，那時他也在街上，就站在槍桿子前。跟他同行的好朋友，當天不幸罹難。第一現場的衝擊，使得他從文學院轉讀政治與國際關係。雖然事情已過三十年，每每說起好友就在他眼前倒下，他仍會忍不住哽咽、紅了眼眶。
幾天後，立陶宛為當天的罹難者舉行葬禮。儘管蘇聯的情報單位仍在現場監視、觀看，是哪些人參加了葬禮，在維爾紐斯主教座堂的彌撒中，再度湧入上萬名民眾，人海從教堂蔓延到蓋迪米納斯大道上。三十年後，當時在現場的丹麥記者羅斯（Flemming Rose）向《德國之聲》回憶：「在那一刻我明白了，立陶宛是無法被征服的。」
我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正好經歷了一月十三日的「自由捍衛者日」。立陶宛的許多機構、家戶、在各國的駐外館處、以及各國駐立陶宛的大使館，都在黑暗中，點亮了盞盞大大小小的白色蠟燭，布置了勿忘我的藍色小花，並且用黃綠紅三色燈光映照外牆，紀念這一天與追悼罹難者。當時的歷史現場，國會大樓外牆打上了黃綠紅三色的燈光，廣場前升起了篝火，電視塔頂，也把平時的紅白燈光換上雷同燭火的橘黃燈光。
立陶宛的國家廣播電台，還製作當年事件的十三個歷史現場與故事，許多就是在蓋迪米納斯大道上。在寧靜的冬夜裡，讀著這些故事，對照立陶宛許多建築發散出來、溫暖又悲傷的燭光，映著白雪，特別令人百感交集。
DNA裡的勇氣當後盾，「小國」不當沒落的貴族
一九九〇年復國、重新獨立後的立陶宛，雖然人口與面積跟許多現代國家、或是幾百年前的立陶宛大公國相比，都算小國，但是曾為歐洲最大國家的貴氣與勇氣，並沒有因為戰亂與被侵占而失傳，仍然在國際舞台上展露大國貴族的底蘊、氣度與風華。
沿著蓋迪米納斯大道往國會走，在一條寬闊的橫向道路上，有一棟跟台灣的外交部外型略似、方方正正的白色大樓。那是立陶宛的外交部。在入門的警衛亭屋頂上，坐著一尊有雙翅膀的白色天使雕像，手肘佇在膝蓋上，雙掌扶著雙頰，微笑俯視。
這尊天使，常常因應重要的國際紀念日或事件而有不同的裝扮。在十一月底的「與白俄羅斯政治犯團結日」（Day of Solidarity with Belarus Political Criminals），天使身披著白俄羅斯脫離蘇聯後的紅白條國旗（目前的總統親俄，重新設計了類似蘇聯時期的國旗），支持他們的勇敢，為他們祈福。在「國際消除對女性使用暴力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它披上當日象徵的橘色圍巾，呼籲人們終結性別暴力。在俄烏戰爭後，它也換裝，圍上黃藍色的烏克蘭國旗。
或許有人也在其他的波羅的海國家看過長相一樣的天使，不過，在維爾紐斯，它有吉祥天使的獨特地位。許多建築上、廣場前，都有這麼一座天使雕像，守護市民與遊客，也是常見的紀念品，有時還會到某些地方「快閃」，就如這個國家常給人的驚喜。
不過，這樣與國際同步，參與世事、關心世人的心，並不是到了二十一世紀才開始的。立陶宛雖然曾經國道中落，但是與世界的連結卻沒有斷過。當它被蘇聯佔領的時候，因為有些國家不承認立陶宛是蘇聯領土的一部分，而是認可原來的立陶宛政權，所以立陶宛在美國一直都有大使館跟領事館。在海外的立陶宛人們，就像華僑是革命之母一樣，持續支持立陶宛的獨立運動，並與國際保持連結。在美國的芝加哥，就是他們的大本營之一，有相當廣大的立陶宛社區。
也因此，在正式脫離蘇聯後，立陶宛的腳步跟其他東歐國家並不一樣。當許多脫離鐵幕的國家只能自掃門前雪地埋頭重建，或是隱身大國背後、在國際上沉默時，曾為歐洲大國的立陶宛，心繫的是要重返歐洲，對世界敞開大門，要善盡國際社會一份子、甚至追上大國所扮演的責任。
照應熱愛自由的人們
他們不妄自菲薄，在國際上勇於發出正義之聲，敢說出心裡的話，而且不畏強權。在台灣最知名的，就是外交部長藍斯柏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一九八二年才出生的他，在立陶宛捐疫苗給台灣時說的「熱愛自由的人，應該互相照應」，融化了許多台灣人的心。當德國前總理梅克爾下台前致電操弄選舉結果的白俄羅斯獨裁領袖盧卡申科，並說是可以勸告他時，不僅引起歐洲政壇驚訝，藍斯柏吉斯也公開質疑梅克爾的舉動是否合宜，並直言不懂她為什麼要跟他通話！
立陶宛不只是嘴上說說，還付諸各種行動。他們不僅捐贈疫苗給台灣，也捐贈給烏克蘭、摩爾多瓦、喬治亞、亞美尼亞等各個國家。當白俄羅斯勝選的反對黨總統候選人季哈諾夫斯卡婭（Svetlana Tikhanovskaya）受到原總統盧卡申科逼迫、流亡國外時，立陶宛提供她以及數千名異議人士庇護，還在立陶宛外交部舉辦的國際會議「未來民主論壇」中，也納入了人權中心Viasna的「自由信件」(Freedom Letters)活動，共同邀請各國政要一人一信，呼籲白俄羅斯當局釋放政治犯。
重回國際舞台的立陶宛官員們非常活躍。若在推特上追蹤立陶宛官員與組織的官方帳號，可以發現他們非常忙碌地在各國出差，除了自己飛來飛去，也幾乎天天都有其他國家的政要、領導人來訪。在國際組織、或是這些國際訪賓所到之處，全年都有各國國旗在空中飄揚。在各種社交媒體上，也可以天天都看到他們一起慶祝各種世界紀念日與各國的特別日子和重要事務，發文中包含了有如小郵票的各色國旗。在這個環境裡，自然而然地學到了許多國家的國旗樣式、地理位置與特色，並且有如身置美劇《國務卿女士》的劇情中，感受國際議題與政經角力的緊張氣氛。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閱樂國際文化《不只有巧克力 你想知道的立陶宛》
責任編輯／梁溶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