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之所以重視彭明敏的見解，在於一九六六年春天《自救宣言》傳到美國後，帶給海外台獨運動極大的鼓舞，該年六月美國境內九個地區代表在費城舉行會議，決議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當年秋天聯合國會議期間，該組織並透過主流報刊向國際社會宣傳彭的理念，此後短短兩年內，日本、加拿大與法國皆出現台獨組織，彼此於一九六九年秋天進一步整合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在台北仍遭國民黨監控的彭明敏，聲望水漲船高，成為海外獨派新的精神領袖。此時彭本人企盼獲得國際奧援，協助他離開台灣，還曾透過一位畢業於哈佛大學的日籍友人，設法向哈佛校友、時任白宮國家安全顧問的季辛吉尋求奧援。與此同時，彭在警總的友人私下向他示警，如台灣政局發生不穩，他與高玉樹、郭雨新將是三個最先被逮捕的台籍人士，在情治單位的黑名單上，彭已被列為國安最大的威脅來源，此訊息讓他不寒而顫，頓時興起逃亡念頭。一九七○年一月三日，彭在唐培禮、日本友人宗像隆幸（Munakata Takayuki）與阿部賢一（Abe Kenichi）等人的協助下，以阿部賢一的日本護照換上自己照片，帶上一頂男性假髮，自高雄偷渡出境，再從香港前往瑞典。受到情治單位嚴密監控的彭明敏竟能逃亡海外，消息傳開後立即引發震撼，一時之間振奮了海外的台獨勢力，也讓國府顏面無光。
歐美各國透過如彭明敏等台籍異議份子來理解兩蔣父子與他們的省籍觀，不無發生偏差之可能，然而兩蔣父子同樣也以極為有限、甚至錯誤的情報資訊來理解台灣人、台獨運動與外國勢力之間的關聯。蔣介石獲悉彭出逃後，一口咬定此乃「美國人為之，更證明美之由台灣人成立台灣獨立國以毀滅我政府之陰謀未已也」；而蔣經國更直指彭明敏出逃事件是具情報背景的美國大使馬康衛之一項「大罪行」，但美方檔案揭示，兩大情報機構中央情報局與聯邦調查局對於彭究竟如何脫逃，皆是一頭霧水，中情局還把此案描繪為一樁只有在「神秘情境」（mysterious circumstances）之下才會發生的離奇事件，並研判許多擔心人頭落地的國府情治首長，必然把矛頭指向老美在幕後指使，因為惟有將美國當作「替罪羔羊」，方能保住他們的烏紗帽。聯邦調查局則是在該年底，案發將近一年、而且彭早已自瑞典轉往密西根大學任職後，才透過底特律機場海關人員所掌握一只來自瑞典的行李箱內，發現彭偷渡時所使用的假護照與男性假髮，進而設法拼湊起他逃離台灣的原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