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六○年代起，蔣經國對台籍人士的觀感及實際應對，與兩個因素密不可分：一是美政府開始關注本省人未來的政治動態，亦即華府對台政策開始出現微妙的風向轉變，二是小蔣本人從幕後走向台前的轉折。一九六一至六二年間，蔣介石欲利用中國大陸發生饑荒而發起軍事行動，但遭甘迺迪總統無情的壓制，這也使他想借助美國之力反攻復國的希望益加渺茫；對華府而言，當以外省人為主體的國民黨政府重回大陸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時，那麼人口佔絕大多數的本省籍百姓，其未來動向便值得密切關注。如前所述，一九六一年夏天美政府一度決定核發廖文毅的入境簽證，儘管國務院在最後一刻剎車，避免與蔣介石決裂，然而不少觀察家皆將此視為美方改變對台政策一項試探性的舉措。
在蔣經國的認知裡，自一九四九年起美方便暗中鼓動本省勢力挑戰國民黨，不論以「民主化」之名與各方人物暗通款曲，或是「包庇縱容」當時美國境內剛萌芽的台獨運動，這些傷害國府的舉措未曾歇止。儘管如此，一九六四年對兩蔣父子而言仍屬極不尋常，該年伊始，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積極尋求改善與中共的關係，台、日外交幾乎破裂，法國政府也決定承認北京、與台北斷交，接著又發生湖口裝甲兵事件，一連串內外打擊讓台灣民心士氣跌入谷底。受國民黨刻意栽培、曾是國立台灣大學史上最年輕正教授與系主任、獲得「十大傑出青年」榮銜的台籍菁英彭明敏，與他的學生謝聰敏、魏廷朝在思索台灣困境與未來出路後，決定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主張一千二百萬人民不願接受共產黨的統治，而蔣介石政權既不能代表中國，又不能代表台灣，甚至不能代表國民黨，他們呼籲本省與外省人團結一致，共同建設一個新國家，成立新政府，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重新申請加入聯合國並與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建交。此份宣言草稿完成後，在印製過程中遭印刷廠老闆密告，該年九月彭、謝、魏三人遭警備總部以叛亂罪逮捕，翌年初分別被判處八年至十年有期徒刑。
「彭案」發生後，蔣經國主觀認定此案又是老美在幕後煽動本省人反對國民黨，然而他的猜疑並非無的放矢；該（一九六四）年稍早，自美考察歸來的國防部法規司長梅可望告訴小蔣，他在美國時曾聽聞聯邦調查局內部正流傳一種說法：華府利用「學生」推翻南韓的李承晚，利用「和尚」推翻南越的吳廷琰，現在正準備利用「台灣人」來推翻蔣介石，這番生動的描述令小蔣心生警惕，認為「此乃一種警告，吾人應有所警覺，亦必須有所準備。」小蔣也注意到，此時美國朝野人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還要關注台灣的「省籍」問題，認為過去老美談論的話題總是圍繞在台灣是否會成為「警察國家」、蔣經國是否與中共謀和，而近來論調則轉為本省與外省人的互動關係，以及台灣人是否反抗外省人。九月中旬，農復會委員蔣彥士自美歸來後又面告小蔣，當他拜訪艾森豪時，這位過去相當支持蔣介石的美國前總統，竟然大多數時間都在向他探詢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微妙關係，小蔣認定美方關注此議題「一定是不懷好意」，他還聽聞當時民間流傳一些偏激與怪異的論調，譬如稱台灣人民「有一天會在中山堂公審蔣氏全家」、「將來蔣經國想逃亦逃不掉，一定會從飛機場捉回來」，小蔣驚訝此類言論竟也能傳到他耳裡，他雖不願多加揣測與理會，然而「此時此地總有人在作如此想，可不知之乎？」
警備總部將彭明敏等三人拘捕的消息傳出後，立即引發海內外廣大的關注，彭在《自救宣言》裡的主張與籲求，隨後引來美國務院對台灣法理地位、「兩個中國」與「一中一台」等構想的區別及利弊得失進行深入剖析，儘管美方檯面下對台灣地位的研究，並未立即反映在官方政策上，不過對於台灣未來情勢研判過程中「本省人」所扮演的角色，儼然已成為美方思考的重點。「彭案」的發生除了讓小蔣痛恨美國「積極煽動本省人反對政府，其言論非常露骨，其行動亦很具體」，更令他對本省人的負面觀感油然而生；思索彭明敏十餘年來受國府刻意栽培，如今竟然有此主張，他不禁有感而發，認為許多台籍菁英已在政治上獲得顯著的地位，而且在經濟上擁有財富，卻往往對政府「陽奉陰違」，這些人物在緊要關頭，除了極少數忠貞人士外，其餘多不可靠，小蔣提醒自己，面對台灣人必須保持謹慎，否則將出現「判斷上的錯誤」。
儘管蔣經國骨子裡對台籍人士保持高度警惕，甚至有所猜疑，然而當他逐漸脫離情報工作，從政治幕後走向台前、為日後接班而鋪路時，他也必須開始留意自己的公眾形象；易言之，不論小蔣本人喜歡與否，努力經營、打入本省籍社群，贏得廣大百姓的支持、信任與好感，已成了一門必修的課目。爬梳其日記內容，六○年代起他確實開始注意自己在台灣人心目中的形象；一九六三年秋，蔣經國與一位名叫劉衍的留美學生晤談時，得知某些「反動」留學生在海外台灣社團散布流言，稱他在二二八事件後自南京來台，指揮屠殺台灣人達十萬人之眾，劉衍坦白告訴蔣，此種惡意的宣傳已在北美各地逐漸發酵，小蔣聞後極為懊惱。
翌年春天，蔣經國讀到美國《紐約時報》記者竇奠安（F. Tillman Durdin）一篇發表於一九四七年春天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舊報導，內容提到事件發生後，南京派兵來台鎮壓，估計有一萬名以上的台灣人遭殺害。檢視該篇報導的原文內容，並沒有隻字片語提及小蔣，然而他卻自記這位「反動記者」在報導中寫道，事件發生後，「蔣經國立即來台，決定採取報復政策，殺了一萬多台人。」小蔣回憶當年他奉命隨白崇禧來台撫慰，並向行政長官陳儀轉達應以寬大的態度對待台人，不可報復，而該篇報導內容卻與事實相反，他自認：「事隔多年，我幾乎已將此事[指小蔣勸陳儀應對台人寬大為懷一事]忘記，而敵人則用此事以作惡毒之反宣傳，造成台人恨蔣經國之空氣，由此亦可看出敵人的『細心』以及存心之惡。」鑒於小蔣的英文閱讀能力有限，吾人無法知悉其所讀的究竟是何種譯本，但從此件小事可知，他極為在意外界如何看待他與本省人關係，如何設法改善台人心目中對他的印象，已成為蔣經國一個嚴肅的課題。
綜觀整個六○年代，蔣經國自記他曾兩次參與本省人社團的活動，並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九六一年九月二日，他應名婦產科醫生徐千田之邀，前往徐的故鄉台南縣佳里鎮（今台南市佳里區）晚宴，當天餐會完全依照本省風俗來安排，他對所見所聞「雖感新奇，但人情味甚重，令人有親切之感，此乃我中國人的良好傳統之表現也。晚餐非常豐富，為一生來所少見，亦可以說從來沒有吃過如此講究的酒席，今後亦恐不易吃到了。」總結當天活動的心得，蔣自認「多交台籍朋友是有益處的」。一九六六年農曆新年過後不久的某個週六，時任國防部長的小蔣應台籍少將師長陳守山之邀，出席台北大稻埕陳氏家族年度大拜拜的宴客，他自記這是來台十六年後的初次體驗，並再次感受到「能和本省人多來往，無論在情感與政治方面，都是有益處的」。為了更深入理解台灣這塊土地，小蔣花了一番功夫自修台灣史，詳讀由古蹟史專家林衡道所監修的《台灣歷史百講》，自認「不但知道了許多從前不曉得而很有意義的事實，而且更進一步的瞭解和認識台灣歷史是一部血淚鬥爭史」。
為了拉攏台籍菁英並扭轉「特務頭目」的形象，蔣經國可謂用心良苦；一九六一年春，東京「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在台地下組織被情治單位查獲，翌年初，同樣由廖文毅創立的「台灣民主獨立黨」在台地下工作委員會也遭破獲，廖的眾多親友皆遭軍法審判。此時小蔣出面招撫，透過行政院政務委員蔡培火、台灣省議會議長黃朝琴、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徐慶鐘與總統府資政丘念台等台籍人物，積極勸說廖文毅放棄台獨返回故鄉，又透過調查局向廖喊話，只要他肯回來，保證無條件釋放其親友，歸還所沒收的財產，並給予適當的職務與地位。此種心理戰逐步發生效果，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四日廖文毅自東京搭機返台，離開日本前他發表聲明，「決心放棄台灣獨立組織活動，響應蔣總統反共建國聯盟號召，劍及履及，離日返台，貢獻所有力量。」台北盛大歡迎廖的「悔悟歸來」，蔣介石親自召見，安排他出任曾文水庫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投入故鄉的基礎建設，而廖的歸來也帶給海外台獨運動沉重的打擊，隨後其他以日本為根據地的台獨人士如鄭萬福、吳振南等人紛紛回台，可見國民黨的宣傳起了極大的效益。
從蔣經國如何對待《自救宣言》案幾位主角的幕後插曲，吾人可進一步窺知他多麼盼望能以開明懷柔的形象，來取台籍菁英的好感。一九六五年二月間，彭明敏、魏廷朝與謝聰敏三人入獄服刑，當時正值農曆春節，小蔣得知魏廷朝向來侍母至孝，但在監獄裡無法返家省親，於是他便暗中派人將一千元台幣送交魏母手中，不料此事被傳出去，引發一陣爭議，小蔣自問此舉完全是出於同情心，然部分政壇人士卻將他這番好意視為對台籍人士「政治收買」而加以抨擊，「余對此並未作任何辯白，一切知之於心，足矣。」此刻蔣的心裡明白，以台灣內部政治而言，「如何消除本省人對政府之若干誤會，最為重要。」為了收拾民心起見，蔣認為國府應思考「大開言路，使有意作祟、混水摸魚、危言聳聽之政客買辦，無以用其技倆，並以安定軍心為當務之最急。」
在國際輿論壓力下，國府當局於同年（一九六五）秋天允許彭明敏特赦出獄，魏、謝兩人也各減刑一半，彭被釋放後，可以在台灣各地行動並自由會客，但無法回台灣大學任教，其行動也遭嚴密監控。翌年四月二十三日，彭突然被告知將獲蔣經國召見，他在回憶此段經歷時寫道，小蔣由時任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委員的李煥陪同，在救國團總部裡接見他。當彭快走進小蔣辦公室時，他透過玻璃窗瞥見蔣特地從座位上站起來，小心翼翼整理衣領，雙方握手寒暄後，蔣非常親切地問候彭的家人，閒話家常，並稱：「很多人都非常關心你。」又問他：「有沒有什麼困難？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幫忙的？」當彭回答希望能夠再回到台大教書時，小蔣臉上閃過一絲尷尬，轉向李煥問道：「有沒有與錢（思亮）校長談過？」同樣面露尷尬的李煥支吾其詞，連忙說：「我們會與他商量這件事。」
蔣經國在同一天日記裡對此次晤談經過，僅有短短三段話：「接見台獨案之主要犯彭明敏，談談一般問題，在政治運用上似有收穫。」蔣顯然把和彭的會面視為政治上拉攏台籍菁英的一環，並自認頗有收穫，彭本人即不諱言，這三十分鐘輕鬆且不拘束的談話讓他內心感受很複雜：「蔣經國本人似乎遠不如其照片所給人的印象那麼粗鄙，他的談吐頗帶溫暖，這在其父親唐突陳腐的問話中是找不到的。」他坦承小蔣的作風平實，讓人感覺是一位比較有誠意的政治人物。當一九七二年夏天彭明敏的英文回憶錄在美國出版問世後，他與小蔣這段短暫的接觸與感想，還曾引來美國務院官員的好奇，並以此例來分析小蔣對待台籍菁英的態度。
小蔣致力於爭取廣大本省民眾認同與建立開明形象的努力，是否稱得上成功，或許見仁見智，然而在外人眼中，此番用心似乎仍無法消弭一般百姓對他的猜疑與負面觀感；美政府注意到小蔣欲以革新與效率建立個人的威望，但他設法與台籍人士交好的努力卻只能稱得上是「表面功夫」，在本省人心目中，小蔣依然是「深不可測的謎」，省籍衝突仍無法消弭。在六○年代走入尾聲之際，華府還認定一般台灣人早已把蔣經國與汙穢的特務工作聯想在一起，評價他應為眾多白色恐怖中犧牲的本省菁英負起責任，小蔣在權力接班過程中可能面臨來自本土勢力的挑戰，讓國務院不敢掉以輕心；當台灣政局出現不穩時，美方如何因應的沙盤推演，成了華府一項不能說的秘密任務。
蔣經國眼中的「台獨」與外國勢力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最後一天，美國務院收到一份來自台北大使館的機密電報，其內容是大使館政治參事傅嵐（Jerry Fowler）與彭明敏、衛理公會傳教士唐培禮（Milo Thornberry）與納嘉岩（Nishan J. Najarian）等人餐敘的談話紀要；彭告訴這些老美，蔣經國正與北京暗通款曲，彭的一位日本學界友人透露兩年前小蔣訪美結束取道東京返台時，曾與在日本的中共人士秘密接觸，證據確鑿，彭因而認定一旦老蔣去世，小蔣將把台灣拱手交給北京治理。彭又說他在警備總部工作的友人透露，小蔣在內部談話中直言有四類份子足以危害其權力地位，必須嚴加監控，首先是退休軍事將領，其次是受日本教育的台籍菁英，第三是流氓幫派份子，最後一類彭說他已記不得；他還告訴眾人，未來台灣領導人將來自本土，而非海外台獨團體，儘管當時美、日各地台獨運動缺乏聯繫，看似一團亂，但海外獨派的存在依然重要，可以在意識型態上引導台灣民眾。姑且不論彭的談話是否客觀無誤，他儼然已成為西方國家理解蔣經國動態的一個重要管道來源，與彭亦有接觸的英國駐淡水領事館在其政情報告裡即引述彭的意見指出，儘管國民黨仍掌控大局，然而未來若「台獨建國」蔚然成風，小蔣有可能在民族主義驅策下，接受北京所提的「自治」方案。
美方之所以重視彭明敏的見解，在於一九六六年春天《自救宣言》傳到美國後，帶給海外台獨運動極大的鼓舞，該年六月美國境內九個地區代表在費城舉行會議，決議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當年秋天聯合國會議期間，該組織並透過主流報刊向國際社會宣傳彭的理念，此後短短兩年內，日本、加拿大與法國皆出現台獨組織，彼此於一九六九年秋天進一步整合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在台北仍遭國民黨監控的彭明敏，聲望水漲船高，成為海外獨派新的精神領袖。此時彭本人企盼獲得國際奧援，協助他離開台灣，還曾透過一位畢業於哈佛大學的日籍友人，設法向哈佛校友、時任白宮國家安全顧問的季辛吉尋求奧援。與此同時，彭在警總的友人私下向他示警，如台灣政局發生不穩，他與高玉樹、郭雨新將是三個最先被逮捕的台籍人士，在情治單位的黑名單上，彭已被列為國安最大的威脅來源，此訊息讓他不寒而顫，頓時興起逃亡念頭。一九七○年一月三日，彭在唐培禮、日本友人宗像隆幸（Munakata Takayuki）與阿部賢一（Abe Kenichi）等人的協助下，以阿部賢一的日本護照換上自己照片，帶上一頂男性假髮，自高雄偷渡出境，再從香港前往瑞典。受到情治單位嚴密監控的彭明敏竟能逃亡海外，消息傳開後立即引發震撼，一時之間振奮了海外的台獨勢力，也讓國府顏面無光。
歐美各國透過如彭明敏等台籍異議份子來理解兩蔣父子與他們的省籍觀，不無發生偏差之可能，然而兩蔣父子同樣也以極為有限、甚至錯誤的情報資訊來理解台灣人、台獨運動與外國勢力之間的關聯。蔣介石獲悉彭出逃後，一口咬定此乃「美國人為之，更證明美之由台灣人成立台灣獨立國以毀滅我政府之陰謀未已也」；而蔣經國更直指彭明敏出逃事件是具情報背景的美國大使馬康衛之一項「大罪行」，但美方檔案揭示，兩大情報機構中央情報局與聯邦調查局對於彭究竟如何脫逃，皆是一頭霧水，中情局還把此案描繪為一樁只有在「神秘情境」（mysterious circumstances）之下才會發生的離奇事件，並研判許多擔心人頭落地的國府情治首長，必然把矛頭指向老美在幕後指使，因為惟有將美國當作「替罪羔羊」，方能保住他們的烏紗帽。聯邦調查局則是在該年底，案發將近一年、而且彭早已自瑞典轉往密西根大學任職後，才透過底特律機場海關人員所掌握一只來自瑞典的行李箱內，發現彭偷渡時所使用的假護照與男性假髮，進而設法拼湊起他逃離台灣的原貌。
彭明敏出逃事件標誌著蔣經國過去一段時間經營與台籍人士關係的一大挫敗，但最壞局面尚未到來。一九七○年春天他應華府之邀訪美，所到之處皆有台獨社團的抗議行動，在紐約甚至發生台獨聯盟成員刺殺未遂事件，事實上在小蔣抵美之前，美安全部門早已對其即將到訪之處進行慎密評估，華府雖核准台獨團體進行和平示威，然也嚴厲要求申請人士簽字具結，確保不會發生任何意外。然而「刺蔣案」終究還是發生了，小蔣毫不猶豫地把矛頭指向美政府，批評華府玩兩面手法，一方面熱情接待他，一方面又派台獨人士向他示威與謀刺，此時海外台獨運動確實傾向激進路線，揚言以革命手段推翻國民黨，國府駐美大使館與各地總領事館不時接獲對方的恐嚇威脅，讓台北無法不懷疑其背後必有美政府包容默許。
蔣經國剛結束訪美，國務院便開始斟酌是否向彭明敏核發入境簽證，然而此時密西根大學已向彭發出聘書，多位自由派重量級學者與聯邦參、眾議員皆向行政部門施壓，要求早日允許彭來美。經過慎重考量後，美政府決定核發簽證，同時向台北承諾，將約束彭明敏來美後不得從事政治活動，小蔣得知此事憤怒異常，痛罵老美「卑鄙和惡毒的行為，實在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對於無法阻止美方決定，讓國政蒙羞，蔣自責甚深：「這是我的罪和我的過，可恥。」此時準備接班的小蔣，在黨內承受一股壓力，讓他必須採取某些反制手段；該年秋天蔣主動約見美大使，告知準備對某些暗中支持台獨運動的美國在台公民「採取一些行動」，為避免雙方發生不快，特地先向美方打聲招呼，馬康衛聞後連忙表示，雖然美政府對海外公民並無約束力，但向來不樂見美國公民介入當地內政，遑論顛覆該國政府，他願意與國府密切配合，取得這些美籍人士的資訊並適時給予警告。小蔣罕見之舉令美方大吃一驚，私下回報華府坦言某些駐台記者如《紐約時報》的沙蕩（Donald H. Shapiro）與美聯社特派員普拉特（Leonard Pratt）等人，長久以來與本地台籍異議人士過從甚密，私下充當大使館耳目，馬康衛擔心這些人士的「特殊任務」一旦曝光，恐遭國府安全部門更嚴厲的監控。
美方料想不到的是，蔣經國聲稱要採取的「一些行動」，遠比想像的更加激烈；一九七一年三月初，國安局突然將唐培禮夫婦自陽明山上的台灣神學院押走，理由包括積極鼓吹台獨、主張暴力推翻國民黨、協助台獨份子製造炸彈等，並在拘禁四十八小時之後將其驅逐出境。小蔣顯然有備而來，國安部門將一捲唐培禮與彭明敏談話的錄音帶交給美方，其內容討論如何協助彭偷渡離台，以及出逃後唐如何與彭的親友聯繫，國府還掌握唐培禮與阿部賢一討論如何將可製造火藥的氯酸鉀秘密帶進台灣等對話；這或可解釋，當衛理公會向美政府強烈抗議未能善盡保護海外僑民之責，要求向台北嚴厲交涉時，氣虛的國務院官員為何不但未予照辦，反而設法安撫衛理公會，謀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另據美國主流報刊隨後的追蹤報導，除唐培禮夫婦外，當時至少還有五位具軍方背景的美國駐台人員，因暗中與台籍異議人士交往而遭國府驅逐出境。
戒嚴時期致力於台灣人權與民主運動的田朝明，也是七○年代美方私下積極接觸的台籍人士之一，馬康衛大使麾下的大使館政治組官員曾多次密訪田家，欲探悉台人對於台獨、自決與國府反攻大陸等議題的真實想法。然而，在台美國外交官或公民與島內異議份子暗中往來，是否即等同於美政府官方對台獨主張給予支持背書，值得進一步推敲。一九七○年夏、秋之際，國務院曾對台獨以及本土化議題進行一番內部討論，美駐台北大使館大膽預測，最遲在一九八四年之際，人口佔絕大多數的本省籍將實質掌控島內政治權力，鑒於台人傾向拒絕與大陸統一，台籍菁英掌權後極可能放棄「台北代表全中國」的立場，屆時「中華民國政府」恐不復存在，而是被一個強烈認同台灣主體性的新政權所取代；為避免美政府因與國民黨交好而自絕於廣大台灣民意之外，美大使館強烈建議華府應協助國民黨走向本土化，說服當權者接受此一無可逆轉的趨勢，等到台人全面掌權後，華府應繼續與本質上已發生蛻變的台灣新政權維持密切關係。
駐台北大使館此番預測與建議，卻引來美國駐香港總領事歐斯本（David L. Osborn）強烈的質疑，他認為一旦中華民國政府消失，而華府繼續支持一個台灣主體意識所化身的新政權，恐讓美國處於險境。六○年代曾派駐台灣多年的歐斯本，不否認大多數的本省人不喜兩岸統一，甚至願意在條件允許下支持台灣獨立，如果「獨立」後的台灣能自行抵擋中共武力的進犯，則華府樂觀其成；但如果台籍人士幻想主政甚至更改國名之後，可繼續享有美方的協防保障，那麼美政府實在有責任讓台人清楚知悉美方立場，以免屆時遭受「背叛」之罵名。最後歐斯本的意見在國務院內「勝出」，並以備忘錄總結如下：美政府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應避免讓台籍菁英出現不切實際的幻想，認定未來一個獨立的台灣政府，或者任何不再被稱為「中華民國」政府的新政權，都將可以繼續得到來自美方的協防承諾。
當然蔣經國無從知悉華府內部有關「台獨」的政策討論，而在他主觀認知裡，美政府即是支持本省人反抗國民黨、鼓動實現台獨的幕後黑手。一九七○年底一場「大陸問題研討會」於台北召開，密西根大學中國問題專家惠廷（Allen S. Whiting）應邀與會，時為彭明敏同事的惠廷，抵台後向主辦方要求與蔣經國單獨晤談，欲解釋該校聘任彭明敏乃基於其學術資格，而非美方想要介入敏感的政治風波，但遭到婉拒。十二月二十日小蔣宴請全體與會學者，晚宴結束後惠廷不顧外交禮儀，堅持要面見蔣並說上幾句話，小蔣面有難色勉強同意，惠廷稱彭來美後行事低調，避免出席公開活動，也從未接受媒體的訪問，他代彭求情，希望台北能允許彭的妻小前往美國與他團聚。惠廷又代為轉達彭的訊息稱，他願意誠心與蔣合作，尋求國民黨與台籍人士的和解，讓一個由外省人主導的國民黨政府順利過渡到一個「由本省人與外省人共治、外省人仍居主導地位」的新政權。小蔣未置一詞，僅祝惠廷聖誕快樂後即迅速離去，但隨後透過幕僚質問惠廷的論調與彭明敏沆瀣一氣，是否彼此已套好招，在台北演一場雙簧？事後美大使館官員得知整個經過後不禁搖頭；惠廷一面宣稱彭在美僅從事學術活動，不帶政治目的，卻又替他傳話，大談本省人與外省人合作成立新政權，這讓國府當局如何相信彭沒有政治企圖？
類似惠廷的插曲，讓蔣經國很難不懷疑台獨運動背後有美方勢力介入，然而美政府面對日益強大的台獨聲浪，又是持何種立場？一九七二年二月五日台北市發生美商花旗銀行爆炸案，涉案者為《自救宣言》案另外兩名主角魏廷朝與謝聰敏，兩人遭羈押判刑後，引發美聯邦眾議員福雷瑟（Donald M. Fraser）等人強烈的關注，要求行政部門介入此案並向台北強硬交涉，卻遭到國務院拒絕。在國務院看來，最愚蠢之事莫過於讓美政府在國民黨與台獨運動兩者之間選邊站，並為這兩個陣營各自行徑扛起不必要的責任；在美官員眼中，台獨份子乃一群「真誠卻沒出息的好人」（sincere but feckless good guys），滿腦子只想把「民主」元素注入台灣的政治體制，而國民黨則是以嚴密監控的手段加上極其笨拙的公關能力，讓「台獨運動」在世人眼中看起來，彷彿比實際情況來得更加美好，同時還要承受專制獨裁與裝模作樣的罵名。如果當時蔣經國與彭明敏知道美政府這番嘲諷評價，不知會有何反應？
作者介紹｜林孝庭 Hsiao-ting Lin
1971年出生於台北市，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部博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美國舊金山大學環太平洋研究中心傑出訪問學者，2008年獲選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院士。自2007年起獲聘為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2010年起出任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研究領域包括近代中國政治、外交、軍事、邊疆與少數民族問題、冷戰時期美、中、台三邊政治、外交與軍事關係等。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遠足文化《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原標題：蔣經國眼中的台灣、台獨、本土化與民主化—建立新形象）
責任編輯／邱劭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