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災後大力捐錢就能救起災民？學者曝：這是治標不治本，「這樣做」才是真救人一命！

災難社會學：關注受災風險的不公平

位在環太平洋地震帶及颱風頻仍的區域，台灣社會不斷面對天災考驗。政治領導者經常說天災「造成整個社會共同的傷痛。」中研院社會所的林宗弘副研究員，卻透過社會科學量化研究方法發現：對個人而言，自然災害並非隨機與中立。某些職業、階級、族裔的人們特別容易遭受災害，災後生活狀態也更容易惡化。

921 地震災民受到嚴重創傷的主因，不是災後重建資源分配不平均，而是災難風險分佈不平均。受災狀況特別慘痛的人們，在災難發生前就已身處險境。

林宗弘自社會脆弱性 （social vulnerability） 的觀點發起研究，探討許多 921 地震受災戶生活受到嚴重損害，即使捐助物資及補助注入也難以快速復原的困境，是否真的肇因於常見的輿論「災後重建資源分配不均」，導致他們始終無力恢復正常生活。

以華人社會階層化為研究專長，他猜想在重建資源之外，可能有更深層的「社會階級」因素影響著受災戶的復原，例如：貧富差距。而這也恰巧是 921 地震之後，各類相關防災學術研究尚未探索的面向。

弱勢者的受災機率與程度，會跟勝利組一樣嗎

921 地震發生於 1999 年，林宗弘團隊運用「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 2001 年第一波國中學生及家長問卷，此份調查標示出部分受災戶資料。並將受災戶學生家長的職業、階級、教育程度、族群認同、居住區域等「社會階層化因素」列為影響受災風險的自變項，「受災程度」為中介變項，「學生的心理壓力及家庭經濟狀況」為依變項。

為了同時控制風險分布、並估計災後重建的影響，林宗弘團隊採用處方迴歸模型 （Treatment Regression Model） 來估計在地震發生兩年之後，「受災戶」與「非受災戶」兒童的幸福感、心理憂鬱程度、家戶所得、家庭遭受經濟危機的機率等差異。

林宗弘透過「風險隨機化」的處方迴歸分析，發現「社會脆弱性」觀點較能解釋 921 地震受災戶社會階層特質、與其受災程度之關聯。

易於受災，使得弱勢者更弱勢

分析結果發現，雖然受災戶家庭及學童在「幸福感、心理憂鬱程度、家戶所得、家庭遭受經濟危機」四個方面，都比非受災戶更糟，但是將受災風險隨機化之後，災後重建的過程並沒有導致上述指標的惡化。

例如，以處方迴歸將受災風險「隨機化」，災後恢復期較長的家庭，經濟狀態反而較佳。主要原因可能是恢復期較長的家庭，在短期內獲得較多災後重建補助。

經濟狀態之外，受災程度和災區學生「心理健康」之間的關係也因受災風險而變。原本家庭恢復期較長的學生顯著比較憂鬱，在受災風險隨機化之後，災後恢復期長短就不再顯著影響學生的心理健康。

林宗弘認為，這樣的分析結果說明：災後心理創傷主要是來自於「災前因子」，災前社會不平等（例如家庭貧窮）在受災期間擴大學生的心理創傷。 （相關報導： 為何每次地震，大家只會坐喊「居民真可憐」？他們免費蓋屋17年，如今經費用盡盼援 ｜ 更多文章 ）

但災後重建過程本身，並未使學生承受更大的心理壓力。在風險隨機化之後，災區學童憂鬱程度反而比對等條件的非受災戶較低，學童憂鬱程度改善可能是災後心理重建工作的成果。

對此意料之外的結果，林宗弘解讀說，災民的「社會脆弱性」是促成災後衝擊的主要「原因」，而非災難的「結果」。重建資源分配並未擴大社會不平等，短期內的各種補助改善了受災戶經濟情況。

我們捐助的短期資源確實向弱勢流去，卻未必有效地協助他們脫離長期的弱勢結構。

隨著林宗弘從「社會脆弱性」的角度來分析猛烈的天災，發現臺灣的農村人口、中下階級、原住民、客家族群、不完整家庭等弱勢族群，顯然受到更嚴重的傷害。災後的搶救、安置與重建資源雖有短期復原效果，卻無法防止弱勢者於下次災難再受衝擊，也不能長期保持他們生活安穩。

災民困境的真正來源，是受災風險的不公平。

921 地震十年後，莫拉克風災成為新的台灣重大天災代表，重災區小林村、納瑪夏鄉、林邊鄉等地區的特徵，例如農工階級、老年人口、原住民族人口集中等性質，也符合林宗弘針對 921 震災，分析臺灣社會脆弱性的預測。

什麼是「社會脆弱性」？

貧富差距、階級或族群不平等，是影響「社會脆弱性」最重要因素。中上階級的資訊能力較強；富裕的社區或地方行政機構，才足以建立災害預警系統或防災避難設施等；另外，中上階級通常具有較便利的交通工具、較堅固安全的居住環境，這些因素都影響了受災風險的分佈。

社會脆弱性研究，常將脆弱性區分為大小兩個層次：「個體、家庭」小層次的脆弱性研究，依據個人的階級、族群、性別身分如何影響受難風險分佈；「社區、國家」大層次的研究，則討論社區、國家經濟發展程度、貧富差距、行政能力、醫療與社會福利、住宅政策等因素，如何影響居民的受災風險。

林宗弘強調，每個社會具有各自特殊的脈絡與文化因素，必須先完成「個體層次」的風險分析，才能梳理特定社會的脆弱性因素、與其影響程度。若貿然進行地理空間或加總層次的推論，很容易犯下以全概偏的區位謬誤 （ecological fallacy） 。

治標不如治本，與其災後宣揚無私的大愛情懷，不如災前改善社會不公，才是真的救人一命。

根據這樣的社會脆弱性分析，林宗弘提醒，政府、學界可依各鄉鎮的中低收入戶、老年人口、原住民與工農階級人口、不完整家庭比例、與城鄉行政區等特徵，建構臺灣本土的社會脆弱性指標 （Social Vunerability Index, SoVI） ，並結合各種天災的 GIS 地理資訊，估計臺灣最易受災的鄉鎮社區。

以改善社區內的「社會階層不平等」狀況為長期防災目標，短期而言，至少要加強這些社區的防災準備。

從火災到水災，台灣災難趨勢正改變

以消防隊為例，台灣的消防體系由日治時期開始建置，台灣早期木造建築較多，日常生活方式也比今天容易引起火災，因此消防分隊的地點、器材、人員訓練大多是以救援火災為主。

隨著氣候極端化、都市建築汰換，水造成災害的力量已經超過火了，例如豪雨帶來的水災、土石流，但是消防系統的改革還跟不上災害系統變遷的速度。 （相關報導： 為何每次地震，大家只會坐喊「居民真可憐」？他們免費蓋屋17年，如今經費用盡盼援 ｜ 更多文章 ）

天災頻繁，「災難社會學」研究在台灣卻是相對冷門的研究領域。林宗弘說，台灣的防災研究是相當斷裂的，相關學者分散在不同學術機構，不易合作。例如國家地震研究中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颱風研究中心等，分別隸屬不同單位，缺少整合性的資料庫和策略研究。

他認為，近年在防災處置上，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對話經常不足或是失焦。台灣可參考美國政府聯邦急難管理署 （FEMA,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成立災難管理部門，以整合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知識，評估災難風險，並統整不同救難單位協調救災。

林宗弘提到，莫拉克風災之後，人文學科領域的主要論點是原地重建，以保留傳統部落爲價值取向。大氣與地質科學方面的觀點則認為，當地環境就是容易發生土石流，會不斷耗費重建資源。雙方未能理解彼此的觀點，也難以合作產生新的觀點與方法。

台灣的災害結構是複雜的動態系統，需要不同學門合作才能評估當下的災害風險，防災措施也應隨著氣候與社會的變遷調整。

研究天災人禍，感受普世性的自然與人性

林宗弘於 2009 年進入中研院擔任助研究員，報到時恰巧莫拉克風災肆虐台灣中南部，當時他正在四川調查汶川大地震的災後重建狀況，這也是他進入災難社會學研究的首個研究成果。在四川進行田野調查時，他以災區「地方社會」的作用以及「災民的主體性」為研究重點。

他說，「我曾經拜訪過一位社區重建組織的領袖，是一位在震災中失去雙腿、和一條手臂的女性。即使失去肢體，她依然相當積極，活躍地聯繫社區成員，改善每個人的處境。」

在兩岸三地的不同社會進行研究時，一開始總會感受到文化差異，但是隨後浮現的，是相似的物質困境以及人性。

除了災難社會學，林宗弘曾在香港科技大學攻讀博士，也專精於分析華人社會階層化，隨著許多菁英學者展開中國社會學研究。他認為，相對於中國的威權政治，台灣的民主體制讓社會建立更高的韌性，但是隨著社會階層化加劇，中下階級或弱勢族群的脆弱性可能提高，社會整體的風險也會隨之惡化。

博士班之前，林宗弘曾在全國產業總工會擔任宣傳部主任，協助關廠工人抗爭、在勞委會前埋鍋造飯。他也曾和其它學者合著獲得 2012 年金鼎獎的《崩世代》，探討台灣社會在跨國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國家政策的運作下，即將遭遇的財團化、青年貧窮晚婚晚育，導致少子女化、與人口老化的社會危機。

他說，博士班之前，忙著工運，從沒想過自己會來「讀書」，後來工運工作過於疲乏需要轉換心情，才試著攻讀博士。現在依然想改善勞工的處境，但是方式改變了，從事學術工作也很有成就感。

林宗弘說明，現在團隊延續的研究，是對《崩世代》的補遺。「我們發現，除了階級因素之外，『世代』因素也影響許多社會現象。例如控制其它所有因素後， 台灣 1980 後出生世代的起薪與薪資成長率，就是比稍早的世代低。台灣現在有許多政治權力、文化價值觀的拉扯與衝突，都是以『世代差異』為重要來源，這是很有意義的研究方向。」

採訪編輯／林任遠

本文、圖經授權轉載自研之有物（原標題：災前改善社會不公，才是真正地救人一命） （相關報導： 為何每次地震，大家只會坐喊「居民真可憐」？他們免費蓋屋17年，如今經費用盡盼援 ｜ 更多文章 ）

責任編輯／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