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即使法令規定雇主必須發出工資單，但很少見到人力部嚴格執法，使法律變得可有可無。「外籍勞工法令是保護工人，但卻變相賦予雇主絕對權力，掌握對付工人的去留大權，移工被迫接受各種不平等合約及剝削條件，也不可隨意換工作，否則雇主終止工作准證，則一切將前功盡棄。」 另一名當地學者卓君美(Stephanie Chok)在臉書貼文質問，截止二○一九年六月，新加坡有九十八萬一千人為工作准證持有者，十九萬七千八百人為S准證持有者，「政府每年賺取多少外籍員工人頭稅？又有多少被用來促進移工的住宿與工作環境？為什麼有這筆錢還需要團體籌款來幫助移工？」
政府帶頭暗示，移工是「你們」不是「我們」
病毒感染人類，只要環境與生理條件適合，基本上是一視同仁。新加坡當地社會對外籍移工的不理解與排斥心態，早就鋪陳了新加坡確診案例一舉破萬的基礎環境。宿舍負責人黃先生在談到新加坡人的心態時指出，部分新加坡人向來認為自己高人一等，對外籍人士缺乏同理心。
「我們委任一個中國工人去屋主家鋪地磚，工作期間工人不幸被地磚割傷手腕流血，隱約可看見骨頭。可是屋主一點都不關心工人的傷勢，他們在意的是他們家的地板哪裡被血沾到，有沒有病毒，要趕快清潔消毒，想要我們快點把工人帶走。」
陳宇翰說：「很少新加坡人會關心這些移工生活過得好嗎？快樂嗎？舒服嗎？這顯示新加坡人對移工的態度有問題，這也因此反映在政府政策上。新加坡政府治理方式像管理一家商業機構， 而不像是國家。制定政策的傾向以獲得多少利益為主，只要有利於機構的政策，政府就會嚴格執行，忽略從人性化的角度去同理移工的處境。」 也許新加坡政府追求效率的經營方式，忽略了幽微的人性層面。舉例來說，總理李顯龍在四月十日的電視談話中更呈現出「新加坡是好雇主，讓外籍移工們可以把賺到的錢寄回家」的「資方對勞方」態度，而不認為這些為新加坡基礎建設打拚的移工們，也是新加坡社會中值得被同理心對待的一員。他在宣布第二次阻斷措施時也強調，疫情大爆發多集中在移工宿舍，但社區感染未擴大，再加上新加坡政府自四月十六日開始，每日疫情報告會將移工宿舍的確診案例與其他本土案例分開，無形中更坐實了新加坡社會對移工的「你們」概念。
排斥化為歧視，新加坡付出慘痛代價
吳惠恩認為，新加坡政府刻意劃分移工感染和社區感染，會造成更多社會歧視，歧視多為語言暴力，普見於社交媒體。他歸納，社交媒體上普遍的批評包括：他們來自落後國家，公共衛生意識低落，個人衛生習慣差，造成病疫快速在宿舍群爆發；比起母國，新加坡給這些移工充裕生活條件和照顧，他們應該感恩，不是要求更多；患病人數倍增，使政府不得已落實阻斷措施，影響經濟；移工病例增加，給醫療體系造成壓力等。他坦言，「歧視從語言暴力延伸，到身體力行是環環相扣，疫情過去，生活回歸正常，移工或更難融入新加坡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