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同樣的道理，即便生產的產品工藝、設計理念、價格與渠道都非常相似的情況下，品牌與起源地依舊會讓消費者創造出不同的意義詮釋：一個來自 Celine 跟一個來自 Prada 的手提包代表的含義不同，也是由於前者多了巴黎的典雅，而後者投射的卻是義大利的不羈。而當其有不同的意義詮釋，產品就能夠創造流動與商業價值，因此在精品的世界中，你很難說你的「競爭者」到底是誰？因為，產品如果這麼難以取代，在這種社會與商業意義之下，也許並沒有所謂絕對的競爭者可言。
文化企業的前哨戰：我是誰？
文化畢竟與認同有關，而認同必當與想像的共同體有關。轉了這麼一大圈回來，對於文化商業而言最重要的問題卻依舊是同樣的探問——如果台灣要能夠將這些媒材轉化成只有台灣才能造就的風情，那所謂的「台灣」，所謂的「我們」到底是誰？我們這個社會在意的價值體系是什麼？我們有什麼可以被人看見的特點？以及，我們希望有哪些特點，是可以被人好奇、或甚至是想念的呢？
九年前我曾在她的城市浮游夢：談朱天文〈世紀末的華麗〉提及，上個世紀之所以育養了台北，是因為台北在經濟急速發展的時刻站進了都市的邦聯裡：「習其禮俗，游其藝技，潤其風華，成其大器。」那是一個現代化的年代，給予台北一個富裕而平穩的基底，讓台北得以在世界流動的暗潮之中有一席之地。然而，我們進到了二十一世紀，第三個十年即將開展，台北應該要問的問題，自然也已經不一樣了。
就如同上述所言，文化企業所面臨的問題，是這個企業本身的價值以及背後城市文化想像的競合所形塑而成。當我們開始首肯社會多元與寬容的必要性、認知到我們的影視就算難以浩大卻也能夠小而雅而美、傳統與當代開始匯集、威士忌與設計平台都開始成為台灣對外輸出的能量後，下一步必亦當是用更系統性的方式來填補台北除了普世的現代價值之外的其他色彩。因為，如果台北沒有一個關於自我的故事能夠被敘說，不夠厚重的文化意涵也極有可能被其他足夠現代價值的城市所超越。台北不能夠成為東京的影子，也不能夠成為曼谷的鏡像。台北必須要成為只有台北的台北不可，因為這才是台北的聲音。
借用法商集團的商業邏輯，如今的台灣已經逐漸走向「後物質時代」，如果台灣能夠從法國的這些精品企業中被啟發我們在市場中的獨特角色，進而拉拔起其塑造的商業高度，將這些價值取向投注在產品與經營之中，或許那也是台灣無論在企業的轉型，或甚至新創公司的育養中，也才是長遠的策略遠見，能夠提出除了單純的行銷操作之外更有意義也更能觸及核心的收穫。
我們是誰？我們有什麼可以被人看見的特點？以及，我們希望有哪些特點，是可以被人好奇、或甚至是想念的呢？以及，我如何用這些我們希望被人看到的特質，成就一個只有台灣人才能打造的企業呢？
我一個人也許短期之內不會有答案，但也許，我們可以一起給出一個答案。
作者介紹│Estelle Chiu
出身財務金融與西洋文學，將自己定錨為人文與商業相輔的實踐家。 想要將歐洲文化輸出的企業秘密帶回亞洲，目前旅居巴黎中。 由於性質不同，以及法國槽點太多，在臉書個人頁面中有情境歡快的 ＃解放街一號記事 也同時歡迎追蹤。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方格子（原標題：文化商業｜違逆市場邏輯的精品企業：他們賣的不僅是產品，是風雅的階級入場券）
責任編輯/焦家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