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水災有多危險?從明朝瘟疫紀錄揭露恐怖歷史教訓:水後疫氣大作,死亡率30%以上!

2020-08-05 17:02

? 人氣

自6月以來,中國全國共有433條河流發生超警以上洪水。(美聯社)

自6月以來,中國全國共有433條河流發生超警以上洪水。(美聯社)

大疫爆發的環境通常是多樣化的,如與飢荒相伴、水災後的疫癘大作、陰雨連綿環境、大旱之時、高溫或酷暑、衛生狀況太差、人群或畜群過於密集、罕見氣候異常、特殊的地理環境、水土不服、綜合因素交互作用等,都是大疫發生的可能環境。歷史已經過去,只能透過現場調查、醫學實驗等手段,具體了解當時各地疫情的情況,歷史學可從史料中考證當時疫癘發作的環境,探討致病因素。

[啟動LINE推播] 每日重大新聞通知

有與飢荒相伴而生者。與飢荒相伴而生的疫情,又往往與水災、旱災等因素密切相關,如明初人龔詡在《野古集》卷中曾有詩兩首,記載疫情的危害,一首為〈甲戌民風近體寄葉給事八首〉之一,其中記載:

疫癘飢荒相繼作,鄉民千萬死無辜。
浮屍暴骨處處有,束薪斗粟家家無。
只緣後政異前政,致得今吳非昔吳。
寄語長民當自責,莫將天數厚相誣。

寇天敘,正德朝進士,曾任應天府丞。嘉靖三年(1524),應天府出現 「大飢、人相食 」的情況,寇天敘竭力賑濟,設粥以食流民。後瘟疫又作,府丞又給藥以救。天順元年(1457),進士劉璋任山東參政時,山東民眾先是大飢, 「道殣相望」,後又 「熏蒸成大疫」,劉璋的同僚五人染疫,其中三人竟然死亡。

明代中後期的王宗沐在《山西災荒疏》中記載:大約是嘉靖末年或者萬曆末年,陝西發生災荒時,明朝的宗室成員中 「以飢疫死者幾二百位 」、「不幸遇荒、兩俱病困 」的情況;明人鄒元標曾談論疫情和飢荒的關係,認為:「積疫之苦,人皆知救荒,不知救疫。疫者,荒之因也。民飢餓中,虛濕相蒸。始一人,終千百人。始一隅,卒窮鄉極邑。西江會城數月八千有餘藁葬,餘有生者可知巳!臣邑月一城門外出五百人,他邑又可知巳。臣以為此西江則然,及舟經南直隸等處,巨室悉成莽蒼,甚至父子不相顧,兄弟不相往來。嗟,嗟,天何使民至此極哉!臣郡邑賴各官竭力布醫施藥,稍緩須臾。不然,城郭不幾丘墟乎?臣因悟曩之死者皆枉也! 」

因此他建議擴大官方的醫療救助。

有水災後的疫癘大作者。明人何喬新在《椒邱文集》卷二十五〈七言絕句.福安書事〉中記載:「福安連歲被寇,加以洪水為災,室廬蕩然,水後疫氣大作,死者什三四,甚至家無噍類,鄰里懼其相染也,不敢過門,故死者往往暴露不葬。嗚呼哀哉,何吾民之不幸也。予行部至縣,延問父老,慨嘆不已。雖悉心圖之,然才非張養浩,未能有濟也。因即所見,漫成十絕,用貽一二同志,庶幾共圖救荒之策云。」

有在陰雨連綿環境者。正德年間,王守仁奉命鎮壓南贛的叛亂。當時農歷正月至三月間,出現了 「陰雨連綿、人多疾疫」的情況,由於叛亂已平,王守仁建議罷兵。萬曆四十四年(1586)六月,北京 「出現了會暑雨,獄中多疫」的情況,刑部給事中和閣臣請求皇帝下令熱審,以盡快發落犯人,明神宗卻 「不報」。

有在大旱之時者。成化七年(1471)五月,北京一帶 「荒旱之餘,大疫流行,軍民死者枕藉於路」。工部主事費瑄,於成化年間奉命管呂梁洪,「築石壩扞水以通漕舟、作石堤以便輓者、歲省修堤草束役錢各三十餘萬。」「又時旱疫,瑄設法賑濟所全活眾」,以至 「民思之私為立祠」。

成化十三年(1477)四月,巡撫湖廣左副都御史劉敷上奏,自成化十二年(1476),「夏秋亢旱,田禾損傷,人染疫癘,死者甚眾。今春大雨冰雹,牛死什八九」;進士侯觀,任河南登封縣令時,成化十八年(1482)該地出現了 「大旱繼以瘟疫」的情況,後來大雨如注,才使得 「病者以起」,疫情得到控制。嘉靖二年(1523)四月,知州張淮上請於禮部,覆議後得到批准;嘉靖十三年(1534)八月,直隸巡按御史李吳上奏,鳳陽出現了 「連歲旱疫,多徙」的情況,請敕有司招撫流民。

有在高溫和酷暑條件下者。明代蕭中,世居江西龍泉,大約宣德年間人。某年附近府縣採木服役的民眾,從湖廣歸家路過其家,由於「飲食不時,疲於道路,加以隆暑鬱蒸,病者、死者扶踣相望」,當地居民害怕疫癘染人,都關門閉戶,不敢接觸,無敢出視。蕭中認為死生有命,於是施藥,並分遣所親多方救濟,才救活不少役夫。

正統年間逝世的曾谷,泰和縣上模人,永樂年間,泰和地方官徵發民眾於湖廣萬羊山採木,當時出現了「盛暑疫癘大作,營堡中死者相枕藉」的情況,服役的曾谷所幸沒有染疫,被人認為是「人以為天佑云」。成化七年(1471)五月,傅會昌侯孫繼宗等人上奏,京營一萬多士兵被調去做工,正值 「炎夏災疫盛行」,建議輪班更替以保存人力。明憲宗命除了修理盧溝橋堤岸的官軍輪流更易,務要完工外,其他赴工內官監和修蓋養濟院都暫時停工;正德五年(1510)六月左右,明人林俊記載,當時叛亂的藍廷瑞、鄢本恕等部,因為 「毒熱熏蒸,疫痢大作,病死逾萬,食盡勢窮,脅從日以解散」。所以該部不得不分為二支,藍廷瑞與廖惠等一支,擬占據保寧;鄢本恕、巴州李老人等一支,擬占據漢中攻鄖陽,由荊襄而下;嘉靖三十六年(1557)進士梁夢龍任河南副使時,監督河工,當時出現了「河上大暑疫」的情況。梁夢龍出俸買藥,飲諸役徒,救活數萬人,因此保障了河工的人力,梁夢龍也因此被升為河南右布政使;嘉靖進士宋勛,在 「盛暑夫役疾疫,傳染死亡枕籍」之時,曾「市藥遍飲之」而 「所全活甚眾」。

有衛生狀況太差者。天順初進士楊繼宗,曾任刑部主事,當時 「囚多疫死」,楊繼宗採取 「時其食飲,令三日一櫛沐」的方法,獄囚因此 「全活甚眾」。

嘉靖七年(1528),王守仁赴思恩府平定叛亂。當時「暑毒日甚,山溪水漲皆惡流臭穢,飲者皆成疫痢,本院因見各賊既已掃蕩,而我兵又多疾疫死亡,乃遂班師而出」;萬曆三十年(1602)十二月,大學士沈一貫等人向明神宗題請,說詔獄的監房不多,且監地也狹窄,今年的犯人積下數多更無容處,雜囂臭穢瘟疫流行,冬來寒氣異常,尤難存活,一牆之隔即是通衢,搶地呼天,驚遠震邇,靜夜之際尤不忍,王之翰、周應麟、陳奇可、吳應鴻等多人因此相繼死亡,請求明神宗趕緊發落眾犯,明神宗卻「不報」。由於監獄的衛生較差,明代後期的高攀龍曾在擬好未上的〈申嚴憲約責成州縣疏〉中建議,「輕犯罪人勿得輕送監鋪,致染瘟疫」。

有人群或畜群過於密集者,而疏散人群可以減輕疫情。如洪武至宣德年間的虞謙,曾奉命督運大木,從潁州、陽武陸路拖曳後,從衛河運達北京。當時服役的軍士有萬餘人,正當「夏暑疫,役者多病」。虞謙說,這是因為人群聚集太密,應該把人群分散開;在迅速疏散士兵後,果然染疫者減少了;明代中期的夏言,在議論馬政時,曾建議由於「近日大雨時行、暑氣方溽、泥潦遍野、鬱蒸中人、群處則有疫厲之虞、露宿則有氓蚋之害」,主張夏季分散放牧,以避疾病。

萬曆七年(1579),欽差正使戶科左給事中蕭崇業、副使行人謝杰奉命敕封琉球國王尚永。二人曾記載:之前出海的船隻,之所以未發生疫情,主要就在於 「聞前使二舟,則艙闊人稀,可免疫痢之患」,而他們出使卻只有一條,「船艙止二十有四,除官府飲食器用所占,計三十人共處一艙;恐炎蒸抑鬱,則疫痢者多,雖盧醫弗能療矣,此二不善也。」後來天氣炎熱潮濕,「逾旬不至,天氣頗炎,船面雖可乘風,艙口亦多受濕;染疫痢者十之三四,竟不起者七人。」如果不是謝杰「於船面搭矮涼棚,使艙居者更番上坐以乘風」的方法來疏散人群,還會使得染疫者增多。當時出行的使船上,還特意配備一名叫何繼熙的醫生,目的就是 「備藥物、防疾疫」,明人謝肇淛曾比喻說,「竹太盛密,則宜芟之;不然,則開花而逾年盡死,亦猶人之瘟疫也。此餘所親見者。後閱 《避暑錄》,亦載此。凡遇其開花,急盡伐去,但留其根,至明春則復發矣。」

有罕見氣候異常者。弘治十四年 (1501)八月丙辰日,廣西融縣「昏刻一星,大如箕尾,長丈餘,自西南流西北方。河水陡紅濁如黃河,人民驚駭,且日炎如夏,夜寒如冬。疫瘴遍及廂鄉,甚至一家全無動爨者。」

有特殊的地理環境者,可能是地方病或自然疫源性疾病的一種,如明初人蕭正,曾任貴州安莊衛知事,該衛所在一處叫作白水山的地方,設有一處兵堡。每年駐守該堡的士兵都因「染疾疫十七八」,甚至「醫莫能療」。蕭正設法將該堡遷 移,改築在沒有疾疫的地方,才避免了更多傷亡。 

有水土不服者。景泰五年 (1454)進士明人徐溥曾記載,某年南京一帶 「春夏以來雨澤少降,南畿荒歉尤甚,疫氣盛行北來人無不沾疾,此亦時事可嘅之一端也 。」嘉靖初年,在〈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中,王守仁記載 「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眾情憂惑。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

有綜合因素交互作用者。在高溫、群聚、衛生糟糕、飲食失節、水土不服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疫情的產生較為常見,如洪武五年(1372)七月,參與中都工程營建的軍士「多以疫死」。明太祖認為是「盛暑重勞,飲食失節,董其役者又督之太急,使病無所養,死無所歸」所致;成化七年(1471), 翰林檢討張寬之上奏,當時湖廣流民被械歸故里時,由於「適值溽暑,因饑渴而死,妻女被掠,瘟疫盛行,船夫遞解者懼其相染,故覆舟於江」。湖廣流民出現疫情的原因,就在於「官司迫遣上道。時夏月酷熱,民皆聚於舟中,不能宿處,氣相蒸鬱,疫病大作,死者不可勝紀。棄屍水道,塞礙舟楫,哀號之聲動天地」;正德十六年 (1521)六月,明世宗初即位, 因為甯王朱宸濠和錢寧、江彬之獄被拖累的嫌犯數百人關押在監,當時正值「暑雨,疫癘大作」,所以「瘐死者甚眾」。幸虧給事中許復禮、御史陳克宅都上言,要求迅速發落嫌犯。明世宗命司法部門趕緊審錄,得以釋放無辜者二百四十四人。

萬曆十五年(1587)五月,大學士申時行等人上題本,報告當時「天時亢陽,雨澤鮮少,沴氣所感,疫病盛行」的情況;萬曆中期,日本入侵朝鮮。明朝在天津一帶徵兵備禦,由於「宿兵於斥鹵之地,又盛夏癉熱,淫雨日侵,眾無所棲息,疫癘時作,人情大擾 」,明朝才改善軍隊的住宿條件,新建了天津葛沽鎮兵營。邢侗在萬曆中期,曾經擔心明朝軍隊援助朝鮮時,出現 「我兵餉未集,戰期無日,冬春不結必至夏秋。經霖雨之時,居濘潦之地。炎暑蒸其上,瀉鹵侵其下,水土不習,飲食不充癘疫必作,傳染必眾」的情況。

本文部分內容取材自崧燁文化《大明也確診:皇朝的封城日記
責任編輯/柯翎肇

關鍵字:
風傳媒歡迎各界分享發聲,來稿請寄至 opinion@storm.mg

本週最多人贊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