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將死病人進行無效電擊,是治療還是演戲?台大醫師最揪心課題:不做交代不清

2017-03-03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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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8 月,我升任臺大醫院腦神經外科的主治醫師,前半年,不論腦傷手術或病人恢復情形,都還算順遂;可是到了1996 年,終於避免不掉的,要面對自己病人的死亡。

一位自日本回國的華僑,因為先生往生,處理完後事,選擇離開傷心地,回到生長的故鄉散散心,沒想到在台北街頭,發生了致命的車禍。她的腦傷很嚴重,文獻上告訴我們說:「當一個人顱內壓超過25毫米汞柱(mmHg),就預後不好。」而這位新寡的太太,儘管經過及時手術搶救,但顱內壓越來越高,甚至攀升至 30-40-50 毫米汞柱。

雖然,我心裡已經清楚的知道:「這位病人,救不起來了。」可是,第一次面對一個病人將在我眼前死亡,對一個年輕的主治醫師來說,沮喪與挫敗交加。從接受醫學教育開始,老師就不斷的交代:「醫生的天職,就是要救人,拼了命的救!」

然而,老師卻沒教過我們,當面對醫療極限,病人救不回來了,要怎麼辦?怎麼心理建設?讓自己坦然面對病人死亡?怎麼跟家屬說:「我們盡力了,但是病人已經回天乏術了。」雖然明知道,死亡對每一個人都是不可避免的,都會有這一天;可是,眼睜睜的看著病人,在自己的無能為力下往生,是多麼的不知所措和懊惱!

每當面對病人唯一的家屬、她妹妹的詢問,就是說不出口:「妳姐姐救不起來了。」每次都只能迂迴的說:「妳姐姐狀況不太好,但是我們會盡力再救救看!」我不知道該如何開口去面對家屬,說病人已經隨時面臨死亡這件事,我一心期盼,能為家屬多做些什麼,來減緩她滿臉忐忑不安的驚慌,和自己有口難言的焦慮。

一個深度昏迷的病人,躺在床上一無所知,可是借助呼吸器,她還有呼吸,她的心臟依然在跳動著。

「真的就不再有任何機會了嗎?」每巡一次房,我一再的追問自己。

這樣無奈又無解的感覺,包含了醫學的有所極限,身為一個重症醫師,想要企圖力挽狂瀾,卻又是心有餘力不足,讓我對病人即將死亡這件事,有著很深的惶恐不安,卻又無處可逃避躲藏。

該來的還是來了,最後的 CPR,我咬牙不放棄的一做再做,十分鐘過去了、二十分鐘過去了、三十分鐘過去了,我滿頭大汗,病人的肋骨斷了。只要心臟一停,就馬上緊接著電擊,100 焦耳、200 焦耳、360 焦耳,電擊再電擊,空氣中飄散著似有若無的燒焦火藥味。

我不敢罷手,「救人天職」四個字,緊箍咒似的在腦海急速盤旋,怎麼能放棄呢?我和自己在賭氣似的較勁著。

「黃醫師,你們辛苦了,放手了吧,我不要姐姐再受煎熬了。」最後挺身出來叫停的,是病人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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