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 年 8 月，我升任臺大醫院腦神經外科的主治醫師，前半年，不論腦傷手術或病人恢復情形，都還算順遂；可是到了1996 年，終於避免不掉的，要面對自己病人的死亡。
一位自日本回國的華僑，因為先生往生，處理完後事，選擇離開傷心地，回到生長的故鄉散散心，沒想到在台北街頭，發生了致命的車禍。她的腦傷很嚴重，文獻上告訴我們說：「當一個人顱內壓超過25毫米汞柱（mmHg），就預後不好。」而這位新寡的太太，儘管經過及時手術搶救，但顱內壓越來越高，甚至攀升至 30-40-50 毫米汞柱。
雖然，我心裡已經清楚的知道：「這位病人，救不起來了。」可是，第一次面對一個病人將在我眼前死亡，對一個年輕的主治醫師來說，沮喪與挫敗交加。從接受醫學教育開始，老師就不斷的交代：「醫生的天職，就是要救人，拼了命的救！」
然而，老師卻沒教過我們，當面對醫療極限，病人救不回來了，要怎麼辦？怎麼心理建設？讓自己坦然面對病人死亡？怎麼跟家屬說：「我們盡力了，但是病人已經回天乏術了。」雖然明知道，死亡對每一個人都是不可避免的，都會有這一天；可是，眼睜睜的看著病人，在自己的無能為力下往生，是多麼的不知所措和懊惱！
每當面對病人唯一的家屬、她妹妹的詢問，就是說不出口：「妳姐姐救不起來了。」每次都只能迂迴的說：「妳姐姐狀況不太好，但是我們會盡力再救救看！」我不知道該如何開口去面對家屬，說病人已經隨時面臨死亡這件事，我一心期盼，能為家屬多做些什麼，來減緩她滿臉忐忑不安的驚慌，和自己有口難言的焦慮。
一個深度昏迷的病人，躺在床上一無所知，可是借助呼吸器，她還有呼吸，她的心臟依然在跳動著。
「真的就不再有任何機會了嗎？」每巡一次房，我一再的追問自己。
這樣無奈又無解的感覺，包含了醫學的有所極限，身為一個重症醫師，想要企圖力挽狂瀾，卻又是心有餘力不足，讓我對病人即將死亡這件事，有著很深的惶恐不安，卻又無處可逃避躲藏。
該來的還是來了，最後的 CPR，我咬牙不放棄的一做再做，十分鐘過去了、二十分鐘過去了、三十分鐘過去了，我滿頭大汗，病人的肋骨斷了。只要心臟一停，就馬上緊接著電擊，100 焦耳、200 焦耳、360 焦耳，電擊再電擊，空氣中飄散著似有若無的燒焦火藥味。
我不敢罷手，「救人天職」四個字，緊箍咒似的在腦海急速盤旋，怎麼能放棄呢？我和自己在賭氣似的較勁著。
「黃醫師，你們辛苦了，放手了吧，我不要姐姐再受煎熬了。」最後挺身出來叫停的，是病人的妹妹。
多年後回想，這位病人給我行醫路上的震撼教育，至今依舊鮮明。1960年，由美國發展出來的 CPR 技術，適用於溺水、心臟病發、高血壓、車禍、觸電、藥物中毒、氣體中毒、異物堵塞呼吸道等，導致的呼吸終止、心跳停頓，在就醫前，都可利用心肺復甦術（CPR），來維護腦細胞及器官組織的不致壞死。
可是，對瀕臨死亡的重症病人來說，強加上身的心肺復甦術、按壓、電擊、插管，卻宛如死亡儀式的開場。醫護人員大家都心知肚明，已經不再有任何搶救效果，但似乎少了這些步驟，就會對誰交代不清不楚。
這樣徒勞無功的搶救，當病人一些反射性的痛苦表情，成為家屬見到最後一面的猙獰時，家屬對這樣不管一切，拼到嚥下最後一口氣的「結果」，卻常是崩潰的。
我常常質疑，真的是每一個病人臨往生前，都一定得要概括承受這樣一個說不出口的折磨嗎？
真的沒人想要在臨終前，拖著器官都已陸續衰竭的身體，去承受無謂的插管、電擊及力道大到不行的CPR。臨終的病人往往是多重器官已經衰竭、陷入昏迷，最後強加上身，照表操課的搶救過程，只是多延長了幾小時心跳而已，但病人卻也受盡有口難言的折磨。
病人還是有感覺存在的，只是因為身體功能已經很不好了，他無法表達出他的拒絕，抗拒這樣的痛苦。當發狠做CPR的時候，還是會讓一些昏迷病人突然醒過來，睜大眼睛發出痛苦嗚咽聲音，只要一停手，病人馬上又昏厥過去。
家屬或許因為不捨，要求醫生所有能搶救的步數全上，而醫師也常常不知道如何告知壞消息，甚至承受家屬的情緒，於是很自然的選擇全力「搶救」。當家屬見到病人最後一面，既沒安詳，甚至表情痛苦，或死不瞑目、或嘴角淌著血時，家屬會崩潰的責備醫生：「這樣的結果，為什麼不先跟我們說清楚？怎麼會讓人走得這麼淒慘？」
見多了臨終毫無意義的搶救，病人和家屬兩邊都苦，所以我早就看開了，簽下不做心肺復甦術（DNR）的意願書了。
作者介紹｜黃勝堅
台大醫院神經外科主治醫師、台大醫學院外科助理教授。
黃勝堅醫師，醫學院的學生，都暱稱他叫：「堅叔！」型貌活似穿著便服的耶誕老公公，奔波在人世間，近十年來，年年國內外上百場演講，散播「臨終照護」與「悲傷輔導」的醫病大愛。除腦神經外科、急重症照護專長外，黃勝堅醫師於2003年取得「安寧緩和醫療」專科醫師證照，對於重症末期病患照護有豐富的經驗。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大塊文化《生死謎藏：善終，和大家想的不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