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的現在（2017年2月27日），台北也是下著細雨，大約有上千人正包圍台北憲兵隊，要求交出在天馬茶房緝私煙開槍的兇手，明天開始，就是台灣這個島嶼的黑暗日，將會有萬人以上因此而死亡。此後，台灣開始戒嚴，有人會陸續被關、被消失、被殺害，直到七十年後，即使早已經沒有戒嚴令，陰影還停留在這個島嶼的天空，陰魂不散的注視這個地方。
在這一次的事變中，國民政府無差別的屠殺一般民眾，有差別的殺害菁英，包括制憲國民大會代表林連宗、張七郎、臺北市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律師、弟弟李瑞豐、《民報》創辦人林茂生、《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臺灣新生報》日文版編輯吳金鍊、總經理阮朝日、臺灣省參議員王添灯、候補省參議員湯德章律師、臺灣信託董事長陳炘、臺北市醫師公會副會長施江南醫師、宜蘭病院院長郭章垣醫師、臺北市參議員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淡水中學校長陳能通、新竹檢察官王育霖、臺灣高等法院法官吳鴻麒、嘉義市參議會議員潘木枝、盧炳欽、柯麟、陳澄波。
這些人有畫家、律師、醫師、議員、檢察官等，都是台灣當時重要的菁英。有的「被消失」，連屍骨都找不到；有的被槍決，屍體被家屬草草認領；有的被虐待致死，手掌有鐵絲穿過的痕跡，生殖器與耳鼻被割掉，或是被淋上汽油燒死。其他被無差別殺害的台灣人更多，只要與「叛亂」集團有關係的人，固然逃不了槍決；即便無關只是看熱鬧的人，也會被「平亂」掃射殺害。
如果當年沒有殺害這些人，雖然這個「如果」非常無稽，畢竟歷史不能重來，但是想想看，後來的台灣，可以有多少進步？畢竟這些被殺害的人，剛好都是希望台灣更好的人。
你說，過了這麼久，到底我們要什麼？事實上，所有人要的，都只是一個公道而已。想想從1947年的3月到5月間，台灣有一至二萬人被屠殺，隨後的白色恐怖，又長達五十年，不知道有多少人因為國民政府的「反共復國」願望，只是因為政治上不同意見的原因，可能只是看點馬克思主義的書、罵了不可以批評的空一格蔣公領袖、想要關心政治、積極推動台灣獨立，輕則被政府驅逐國外，終身不得回到故鄉、關在綠島不斷的思想與勞動改造、深夜被人敲門帶走，從此不再出現於家人面前、重則槍決、殺害，連帶拖累妻子、孩子被嘲笑、排擠、烙印，終身找不到工作，家庭困頓、妻離子散者有之，變成精神病者有之。
這就是二二八事件，還有以後的點點血淚。二二八事件，從來就不是只有1947年2月28日這一天，而是往後的幾個月、幾年、幾十年。你說說，補償這些人的損失、豎立紀念碑、訂定國定假日，這就叫做轉型正義成功？被害人已得平反？親愛的同胞，這是台灣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以及往後的一萬天，你說，總統已經道歉了，總該結束了，民進黨要消費這個議題到什麼時候？
就像是中正紀念堂一樣，空一格蔣公是不是有功有過？這必須是好幾本博士論文才能論定，我沒有資格說。但是，就屠殺台灣人民與扼殺台灣民主發展，他當然有過，而且沒有資格為他蓋紀念館，你有看過猶太人替希特勒蓋紀念館嗎？
是，他沒有親自殺人，因為不需要，有人會替他動手。他可以優雅的罵著「娘西匹」，寫著中正手諭，就讓一個人或一群人生或死，何必自己動手？然而我們不談基層的開槍者，我們看看當時直接下令的幫凶：時任臺灣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的陳儀、時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緝、時任廿一師師長的劉雨卿、時任警總參謀長的柯遠芬、時任保密局臺灣站站長的林頂立、時任基隆要塞司令的史宏熹等人。
他們後來過得好嗎？陳儀確實被槍斃了，但是他卻是因為在一年後，接任浙江省主席，意圖投共而被殺害。彭孟緝後來擔任參謀總長、大使，並在1997年病逝。劉雨卿鎮壓平民很厲害的部隊，後來在四川被共產黨擊潰，殘部投共。他逃到台灣以後，擔任中將參議，還當上國民大會代表，在1970年過世。曾經說過，「寧可枉殺九十九個，衹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的柯遠芬，後來當上金門縣長與金防部政治主任，後來移民美國，在1997年過世。林頂立，在戰後擔任聯合報的發行人，還有台灣農林公司的董事長，在1980年過世。
史宏熹這個人，當年以鐵絲穿手、集體海邊槍決的方式，殺害許多和平島的民眾，外號基隆屠夫。他的夫人在迎婦產科生產，但因為注射盤尼西林身體不適而死亡，醫師以過失致死的罪名被起訴，但是後來法院判決無罪。當時的法官是吳鴻麒，專家證人是施江南、被告的律師就是李瑞漢。
這些人，在鎮壓後陸續升官發財，而與空一格蔣公無關？他對於二二八事變，乃至於後來的四十年白色恐怖不用負責任？那麼，決定下令派兵到台灣來的人是誰？難道派兵來台灣，是來聯誼的嗎？
七十年前的明天，台北即將開始罷市，反抗國民政府。行政公署的陳儀即將要求憲兵開槍，無差別的開始殺害人民。警備總司令部即將宣布臨時戒嚴令，一場腥風血雨，隱然成形。只是，或許我們都沒料到，這場風雨，下了這麼久，即使政黨已經輪替，台灣島上的陰霾，在七十年後，仍未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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