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發當天，瑪麗打電話通知了她的養母佩吉。佩吉後來對媒體表示，接到電話後，她隨即趕赴瑪麗公寓。但當瑪麗對她陳述事發經過時，她感覺這一切「真的很奇怪」。佩吉說自己是個法律迷，平時熱衷鑽研各種法律案件，而當下她所面臨這樁、由自己養女親身經歷的強姦案，「聽起來就像是某個法律教育故事的範本」。
隔天佩吉匿名致電警局，告訴負責此案的警官梅森：「（瑪麗）曾用誇張的方式吸引別人注意，我懷疑這『強姦案』是否真的發生過。」
當全世界都不相信你，你該相信自己嗎？
隔天，瑪麗被叫進警局做筆錄，如本文開頭所示，她說詞反覆，講了一個與先前陳述不一致的版本。
許多人看到這裡，也不免疑惑瑪麗為何言詞反覆：如果一件事確實發生，難道不是該記得每個細節，並堅持還原事情真相嗎？
但性侵受害者所受的身心靈傷害遠比我們想像中複雜，接受訊問時必須一遍遍訴說可怕回憶，對被害者而言彷彿噩夢重演。偏偏當人們面對超出負荷的事情時，出於自我保護機制，往往容易將記憶模糊；因而當警察及細節，如打電話求救時雙手有沒有被綁著，瑪麗出現說法不一的情況，甚至在警方一再訊問之下，對於性侵害有沒有發生都開始不確定。
瑪麗翻供的情況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當時養母佩吉打給警方的匿名電話，讓警方對瑪麗的信任度大打折扣，加上瑪麗在細節上說詞反覆，已經有預設心理的警方因此對瑪莉誘導、威脅、嚴加拷問，瑪麗不願再反覆詳述痛苦遭遇，內心崩潰之下只好放棄追究。二方面則是鑒因於瑪莉特殊的童年背景，她從小住在寄養家庭，曾經遭受過虐待與性侵害，不幸的過往導致她性格畏縮、怯懦，習於迎合他人的瑪麗遇上對他處處懷疑的警察，自然是更加不敢袒露真相，緊張與恐懼也讓她看上去像是說謊。
當全世界都在懷疑她的時候，就連她也開始懷疑自己；明明確信一切發生過，仍不免想著，會不會是自己記錯了？而當她意識到「記錯了」可以讓警方不再拷問她、她也不用受痛苦折磨，這樣符合所有人期待的選擇使她選擇推翻自己的供詞，改稱只是「夢見被性侵」，甚至在警察的脅迫下進一步寫下撒謊自白書。
放下先入為主的偏見，成為拉住他們的手
瑪麗的故事在2011年暫得結束，2019年由Netflix製作成迷你影集《難置信》。她的遭遇的確就像影劇場景，但現實對被害者的偏見其實無所不在，人們通常預設受到性暴力的人會沉溺在悲痛裡、和加害者老死不相往來，表現不如預期的人就會被視為「不合格的被害者」，甚至被質疑事件的真實性。
「調查數據顯示，大約只有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強姦案會報案，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被害者害怕警方不相信他們。」
面對性侵案件時，大家多半期待受害者表現出痛苦、受創的樣子，忽略了他們內心的複雜糾結；有時人們並不會只有一種情緒表現，崩潰、自責、怨恨對方、抽離無感、懷疑事情真假、試圖愛上加害者……都是創傷後可能出現的反應。甚至壓抑太深的人還會看起來若無其事，就像事件中瑪麗告訴養母自己被性侵時一樣。
瑪麗的遭遇實在令人不忍，但其實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倘若我們放下先入為主的論斷，願意去傾聽他人的說法，或許在他們千瘡百孔的時候，我們也能成為拉住他們的那雙手。
責任編輯／潘渝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