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耐吉！
敬美國！
在造訪台中的最後一頓晚餐上，戈爾曼一再請求離開、衝進男廁、潑冷水到臉上。每當他離開桌子，我都把我剩的茅台統統倒進他的水杯。每一次他從男廁回來，大家都會再敬一次酒，而戈爾曼以為拿水杯十分穩當。
敬我們的美國朋友！
敬我們的台灣朋友！
又吞了一大口兌了酒的水後，戈爾曼一臉驚恐地看著我。「我覺得我快昏倒了，」他說。
「多喝點水，」我說。
「喝起來很怪。」
「哪會。」
雖然我頻頻把酒精偷賴給戈爾曼，但回到房間時，我還是頭昏眼花，沒辦法準備就寢，連找床都沒辦法。我在刷牙時睡著，只刷到一半。
一段時間後我醒來，試著找我備用的隱形眼鏡。找到了，又掉到地上。
傳來敲門聲。是戈爾曼。他走進來，問我隔天的行程。他看到我趴在地上，在我自己的一攤嘔吐物中找隱形眼鏡。
「菲爾，你還好嗎？」
「跟著你的導師走就對了，」我含糊地說。
台灣子公司：雅典娜
隔天早上我們飛到首都台北，又參觀了兩間工廠。晚上到新生南路散步，欣賞那裡數十座寺廟、教堂和清真寺。天堂之路，當地人這麼稱呼。而且，我告訴戈爾曼，新生就是「新的生命」之意。當我們回到飯店，我接到一通奇怪、意外的電話。是傑瑞‧ 謝打來「致意」。
我在前一年拜訪過的某家製鞋廠遇過他。那時他為三菱和偉大的喬納斯‧ 桑特工作。他的熱情和工作倫理令我印象深刻。而且年輕。不同於其他所有我遇過的「鞋痴」，他年輕、二十來歲，而且看起來年紀小得多，像發育太好的幼兒。
他說聽說我們來台灣。然後，宛如中情局探員，他補了一句：「我知道你們為什麼來這裡……」
他邀請我們去他的辦公室，這項邀請似乎是在暗示，他現在自己開公司，不是為三菱工作了。
我記下謝的辦公室地址，拉了戈爾曼一塊兒去。飯店的門房畫給我們一張地圖―結果證明毫無用處。謝的辦公室在這座城市地圖未標出的部分，最糟的部分。戈爾曼和我走進一連串沒標示的小路，再走入一連串沒編號的巷弄。你有看到路標嗎？我連路都看不出來。
我們一定迷了十幾次路。終於到了。一棟結實的舊紅磚樓房，裡面有一座不穩固的樓梯。走上三樓途中，欄杆一直在我們手中脫落，而每一道石階都有深深的凹痕―跟上百萬隻鞋子接觸的結果。「請進！」當我們敲門時，謝高喊。我們看到他坐在猶如巨鼠窩的房間正中央。放眼所及都是鞋、鞋、鞋，以及一堆堆、一疊疊鞋子的部件―鞋底、鞋帶、鞋舌。謝跳起來，清出空間給我們坐。他請我們喝茶。然後，水還在滾呢，他就開始教育我們。你知道世上每個國家都有許許多多與鞋子有關的習俗和迷信嗎？他從架上抓了一隻鞋，拿到我們面前。你知道在中國，男性娶親的時候，會把紅鞋扔上屋頂，確保婚禮當晚諸事順利嗎？他把鞋子拿到奮力突破窗戶污垢的微弱日光下旋轉。他告訴我們它來自哪間工廠，他為什麼覺得它做得不錯，還有可以怎麼做得更好。你知道在許多國家，當人們展開旅程，朝他們扔一隻鞋子其實代表好運嗎？他抓了另一隻鞋，像哈姆雷特捧著憂裡客（Yorick）的頭骨那樣伸過來。他鑑定了它的出處，告訴我們為什麼做得很差，為什麼很快就會分崩離析，然後輕蔑地丟到一旁。一隻鞋與另一隻鞋的差異，十之八九在工廠。忘了設計、忘了顏色、忘了其他所有檢視一隻鞋子的東西，最重要的是工廠。
我仔細聆聽，還做筆記，像飛機上的戈爾曼一樣，不過我從頭到尾都在想：這是在作戲。他從頭到尾都在表演，企圖取信於我們。他不了解，我們需要他比他需要我們更甚。
這會兒謝開始毛遂自薦了。他告訴我們，只要一點點佣金，他很樂意幫我們引薦台灣最好的工廠。
成敗可能在此一舉。我們可以善加利用地頭蛇，為我們鋪路，替我們牽線，協助戈爾曼適應。亞洲版的吉安佩卓。接下來幾分鐘，我們商議了每雙鞋的佣金，但那是友好的磋商。然後我們握了手。
成交？成交。
我們再次坐下來，擬訂設立一家台灣子公司的協議。要叫它什麼好呢？我不想用耐吉。如果我們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做生意，就不能跟中國不共戴天的敵人有瓜葛。那說好聽希望微小，說難聽是遙不可及的夢想，但終究是個希望。所以我選了雅典娜（Athena）。帶來「nike」的希臘女神。我由此保護了那條不見於地圖、沒有門牌的天堂路。或說對「鞋痴」而言是天堂。
那是一個有二十億隻腳的國度。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商業周刊出版《跑出全世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