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往海外的飛機上，戈爾曼證明自己是個酷愛學習的人，猶如海綿。對於我的經驗、我的意見、我讀的書，他無不打破砂鍋問到底，而且記下我說的每一句話。我覺得彷彿回到波特蘭州大教書，很喜歡。我記得，要加深你對某個學科的知識，最好的方式就是分享，所以當我將我對日本、韓國、中國和台灣所知的一切轉移到戈爾曼的腦袋，我們教學相長。
我告訴他，鞋子的生產商啊，正聯手拋棄日本。而他們全都轉往兩個地方：韓國和台灣。兩個國家都專攻低價鞋，但南韓已選擇採用幾家超大型工廠的模式，台灣則正在建造一百家較小的工廠。那就是我們選擇台灣的原因。對最大的工廠來說，我們的需求太高，量卻太低。而在較小型的工廠，我們將擁有主導權。一切將由我們掌控。
當然，比較棘手的挑戰是如何提升我們所選工廠的品質。
再來是政局不穩的持續威脅。蔣介石總統剛去世，我告訴戈爾曼，在掌權二十五年後，留下麻煩的權力真空。
另外，你永遠必須考量台灣和中國長年的緊張關係。
當我們飛越太平洋時，我一直說，一直說，而戈爾曼在做詳實筆記之餘，也提出嶄新的構想，而那給了我新的洞見，要思考的新的事情。當我們抵達台中―我們的第一站―踏出飛機，我滿心歡喜，也印象深刻。這個傢伙熱情洋溢、活力充沛、渴望趕快開始。我以當他的導師為傲。
選得好，我告訴自己。但當我們抵達飯店時，戈爾曼退避三舍。台中看起來跟聞起來都像銀河系的另一端。一座冒煙工廠林立的大都會，密度每平方英尺數千人，完全不像我見過的任何地方，而我已經跑遍全亞洲，所以可憐的戈爾曼當然會受不了。我在他眼中看到典型亞洲菜鳥的反應，那種精神錯亂、電路超載的神色。跟佩妮在日本遇到我時一模一樣。
穩住，我告訴他。一天捱過一天，一間工廠看過一間工廠。跟著你的導師走就對了。
接下來一星期，我們拜訪、參觀了二十多間工廠。大都不好。幽暗、髒亂，員工重複同樣的動作、眼神空洞。但在台中以南的斗六小鎮裡，我們找到一間看來頗有希望的工廠。它叫豐泰，是由一個叫王秋雄的年輕人管理。工廠小但乾淨，充滿正向的氛圍，王秋雄也一樣，是個為他的工作場所而活的「鞋痴」。也住在那裡。當我們注意到工廠旁有個小房間寫著禁止進入，我問裡面是什麼。家，他說。「我和內人和三個孩子住的地方。」
我想起強森。我決定讓豐泰成為我們台灣事業的基石。
當我們沒在參觀工廠時，戈爾曼和我接受工廠老闆的招待。他們請我們享用當地的佳餚，其中有些是真正烹調過的食物，也一直斟給我們一種叫「茅台」的玩意，說是種蒸餾酒，但顯然是用鞋乳而非甘蔗蒸餾的。因為時差的緣故，戈爾曼和我都不勝酒力。兩杯茅台下肚，我們就爛醉如泥了。我們試著放慢速度，但東道主一直舉起他們的玻璃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