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10幾年前，我遇到一位75歲的伯伯，以前是個老菸槍，這幾年身體愈來愈不行了。他罹患了慢性阻塞性肺病，常常因為太喘跑來急診室，最近一年更是因為反覆得肺部感染住院，甚至開始需要在家使用氧氣罩。那天他來到門診告訴我，如果這個狀況一直持續下去，他總有一天會痛苦而死，我就趁這個機會，跟他聊了什麼是急救、什麼是插管、電擊和胸壓等等措施，他開始思考要不要簽下 DNR（拒絕心肺復甦術，Do not resuscitate）。
回頭看兒子和女兒，伯伯含淚對他們說：「爸爸簽下去好不好？好不好？不要讓我難過、也不想要你們替我難過，好嗎？」只見女兒馬上跪在伯伯輪椅旁，抱著伯伯哭著說：「爸爸，不要！爸爸，不要！我們不想失去你...」兒子紅了眼框，唉！這樣的場面，可以預見伯伯最後簽不下去了⋯⋯
這個伯伯，就在一個寒流來襲夜晚，因為意識不清，被送往急診室，依照緊急醫療處置措施，當時他被插管、電擊、送入加護病房；我親自找了伯伯的兒女討論病情，他兒子激動且堅決說：「只要老爸可以活的一天，我們會搶救到底！」女兒難過説：「我老爸是很堅強的，他一定可以渡過難關⋯⋯」正當我們在討論病情的當下，老伯伯真的醒了過來。
當然伯伯發現一群穿著白衣服的陌生人，在他的頭上、身上和腳下；他心理當然是很恐懼的，開始抗拒起來；很快的，伯伯也發現了自己雙手雙腳是被綁在床上不能動，還有嘴巴也不知被塞了什麼東西，而且被膠帶綑綁住不能說話。他用僅有的力氣開始摔頭、搖頭，因為脖子是他當時唯一可以動的關節，很快的他也發現了他的頭、脖子被固定住了，因為他身上有太多維持生命的管子，只要一被扯掉或脫落，對醫護人員來說，是攸關病患安全的重要關鍵；當然不允許病患如此燥動。伯伯頭上生命監視系統，隨著伯伯身體不時的扭動，警示聲大響特響，似乎正像他喊的：「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這樣...」，可惜呀可惜，他的兒女當下才不理會呢！
醫護人員不管如何勸說，伯伯依舊情緒不穩，也影響了兒子，他兒子竟然開始咆哮，叫我馬上把他父親身上所有管子拔掉。我心想：這就是一般民眾不了解醫療程序的關係，一般人以為只要情緒激動大喊，叫醫療人員做什麼，醫療人員就會順從他們的指令去做。任何有經過專業訓練的人，都知道病患的緊急醫療處置措施，是要依醫療常規的，而不是依照情緒指令去處置病危的病患。一但病患情況緊急或忽然意識不清，我們醫療處置有標準作業程序；即使在病患清醒之後，也得依照標準作業程序才能拔掉管子呀！如果沒有依醫療常规執行，醫療人員是犯法的！想必醫療人員吃了悶虧，還得要會和情緒失控的家人溝通，當時又沒有撤離維生系統的法律可以依循。
直到民國 100 年 1 月 26 日，安寧緩和條例第二次修法，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七條規定，有兩種狀況可以合法的撤除原本施予之維生持系統：第一種狀況，病人自行簽署「預立選擇安寧療護意願書」，經二位醫師專科醫師，診斷為末期病人，為尊重末期病人之自主權，得以「撤除」原本施予維生系統。第二種狀況，病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若原本施予之維生系統欲「撤除」，經二位醫師專科醫師，診斷為末期病人，由配偶及直系三代親屬共同簽署撤除同意書，並經倫理委員會通過後，得以撤除。自此，台灣可以合法的撤除維生系統。
無奈要找到直系三代親屬，對現代人多在外縣市、甚至是國外工作，一點都不方便；民國 100 年之後，我國三代家人共同簽署的臨床案例，往往因為湊不到三個親屬，倫理委員會也就不允許通過。而我當時執行能完全符合這個規定的案例，也是個位數而已。在第一缐人員操作的困難之下，促使了 101 年 12 月 22 日再次修正條文，放寬撤除心肺復甦術和維生醫療的門檻，只要一名病患家屬，如配偶、成年子女、孫子女、父母同意，不需再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議，就可撤除維生醫療。再者，倘若末期病人沒有近親，也可經過安寧照會後，發出醫囑代替親屬同意書。
從以前沒有法源可以拔管，到三代人共同簽署才可拔管，而現在只要一個親屬同意即可，若末期病人沒有親屬，也可經過安寧照會後，以醫囑代替親屬同意書。一再再的確認只希望末期的病患，可以不用天天躺著看天花板過日子，其實真的希望大家好好珍惜，這一路上醫療改革的用心，是台灣得來不易的善終之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