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忻穎  

大牙（周宜霈）指控11年前遭黑人陳建州性騷擾，陳建州隨後與妻子范瑋琪在各大社群平台聯合發出律師聲明，決定提告大牙並求償一千萬元。聲明一出引發法界人士討論，前檢察官吳忻穎直言「完全看不懂律師聲明」，有其他律師也解釋陳建州選擇提告「民事」而非「刑事」的背後心思。

一個法律系大學畢業生該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花了幾天時間，非常仔細且用心的將整本書閱讀完畢。曾經擔任檢察官的作者，以極為生動的筆觸，記錄了自己檢察官的生活，也道盡了檢察官的真實人生，包含工作日常、辦案的甘苦談。在閱讀之初，我其實內心極度不希望作者在德國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出版這樣的一本書。原因不是擔心她不務正業或無法兼顧德國的學業（作者是一名極為聰明又用功的學生，思緒敏捷、文筆流暢，將自己想法記錄下來，或是反思批判，就像吃蛋糕一樣容易），我所擔心的是作者書寫的題材與可能遭遇的反撲；我也擔心作者以「當局者迷」的基層檢察官視角帶來的局限；我更擔心作者可能在不自覺流露出法律菁英對「執行法律」的執著同時，帶著傲慢。

本書的作者吳忻穎女士，曾擔任過三年九個月的檢察官，初期在澎湖地檢署服務，因該處另有一位資深吳檢察官，所以大家稱其為小吳檢。其後，她轉調新北地檢署，不久離職，並中輟台大法律學院研究所博士班的學業，飛到德國繼續圓其進修之夢。在此期間，作者無法放棄長達三年九個月的紫袍夢，寫下了無數的文稿，敘述了對於正義、司法專業以及法律人的期許，如今終於能夠將這些企望、期待集結成冊予以出版，此誠可喜可賀。

職務法庭性騷擾再審案判決後，最近的討論與發展越演越烈、也越來越偏離主題，甚至引來一些根本無關的假議題，是以筆者認為有必要簡要說明司法官的媒體倫理與性別意識議題。

檢察官的值班，分成內勤與外勤。大型地檢署的檢察官值班分為內勤一（訊問拘捕到案之人犯）、內勤二（核票）、外勤（有些地檢有分外勤一二，二為偏遠地區或支援）；小地檢（如離島），因為檢察官人數少，每天內勤1人、外勤1人，特殊狀況時內外勤同1人。

「被告所張貼之照片雖有女子穿著性感裸露乳溝，但性器官均有衣物遮掩，與一般路上打扮清涼之行人無異，不能僅因照片中女子穿著背心或小可愛微露乳溝，或巡查員警個人對於女性穿著的品味與刻板印象，即恣意認定為猥褻影像，否則不啻係透過刑法而對於女性身體、穿著與打扮進行思想、行為與生活面的不當禁錮。」

某地院強制處分專庭法官受理犯罪嫌疑重大、曾經2度通緝、執行搜索時逃走而有羈押原因的聲請羈押案件時，在裁定中白紙黑字寫「本於愛護生命，讓所養蜜蜂不會因為無人照顧而發生死亡之憾事」的理由，所以認為有羈押原因，但是羈押的必要，並以10萬元交保將被告釋放。這個認定有無羈押必要的特殊見解一出，引發司法實務界一陣譁然，不但檢方、院方感到震撼，連律師界、警界也議論紛紛，並於3日後為媒體批載，進而引發強制處分審核標準問題、偵查不公開的目的與範圍等討論，私以為此事件應該可以在司法強制處分史上稱為「愛蜂事件」。

記得剛進法律學系那一年，法學緒論教授討論冤案時，語重心長地告訴我們：「當第一線的司法警察蒐證不確實甚至破壞現場，就注定了一個案件走向爛案的命運；而擔任偵查主體的檢察官不察未能及時補正程序錯誤，一個案件就變成爛案了；職司審判的法官未能依照證據法則仔細判斷時，一個爛案就變成冤案了。」

X出生於資源匱乏的離島，一家多有精神疾病或智能障礙，X本身就因為智能障礙而就讀資源班畢業，家庭機能不彰，父母未善盡管教子女責任，X和他的兄弟均曾經在少年法庭出入，是轄內所有司法警察、司法人員都知道的問題家庭。小地方消息特別快，鄰里對X抱持很大的排斥感。

2016年底，台灣本島往馬公的班機將一封來自K醫院的信捎往澎湖地檢署檢察官辦公室。信封上沒有寄件人署名，收信地址為「澎湖地檢署」，寫信的人顯然不知道地檢署的地址，收信人是筆者的名字，比較特別的是，他稱呼筆者為「小姐」，也許對他而言，這位當初聲押他的檢察官已經不再是原本讓他橫眉豎目恨得牙癢癢的仇人，而是再平凡不過的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