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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春天，介民突然接到一封來自新加坡的航空信，寄信人是明珠的二姑的兒子，表弟黃重仁。怪異的是：信封上收信人的地址竟然是：「台灣空軍部薛介民收」。只能說台灣的郵政很有效率吧，信件送到了台北空軍總部，由空總的傳達室交到了介民手中。

一九四○年代，二十多歲的青年介民書寫他的自傳體小說，書名暫定為「假如我為了真理而犧牲」，最後一章的標題就是「我的犧牲」。當時他心心念念想的「犧牲」多半是藍天碧血、敵人的砲火之下，怎會料到是自己的國土上的刑場！

「如果有同樣不知情的人問我：『楊絳是妳的什麼人？』我會毫不遲疑的說：她是我的rolemodel─雖然我知道，自己有生之年永無可能做到她的完美，她的堅強豁達，但她顯示給我一個人、一個女性的典範：在人生不同階段，面對常人難以想像的苦難時的隱忍從容與堅毅睿智，既會用輕盈典雅的文字寫人世百態的劇本、小說、散文，更能用最優美婉約的文筆，舉重若輕地描述生命中最沉重無奈的傷慟。」─李黎

世事變幻無常，亦有不變的事物。

世事變幻無常，亦有不變的事物。

我的書架上有一卷汪精衛的《雙照樓詩詞藁》線裝本，首頁是一方朱紅「雙照樓印」，之後有兩頁手跡；內收〈小休集〉上下卷、〈掃葉集〉和〈三十年以後作〉，當是他的後人在一九六○年代在香港重印的。據聞出書非常低調，從未公開發行，見者不多。我之能藏有一卷，乃因認識一位汪氏的孫輩，得其持贈一冊。贈書的朋友自幼受西方教育，已經定居美國多年，對其先人所知不深，將書交我時也沒有說甚麼——我們本來就很少談及各自的家世。

記得許多年前有個英國朋友對我說過：「我和妻子每次去印度，快離開的時候都賭咒發誓再也不去了！奇怪的是，過了些時候我們就會很想要再去。」我當時還不曾去過印度，聽了覺得難以理解；但是自從十三年前那次短暫匆忙的印度行之後，我就一直籌劃著再去印度，而且要是一次時間和路程都比較從容的行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