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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成為真正的信仰者，那是個分外困難的時代。2012年六月，叛逃者林毅夫結束了他的世界銀行任期，返回北京。他對任內成就很是自豪，他促使世銀多學習中國經驗，多強調基礎建設及工業政策，送別時，大家向他致敬；只是私底下，他與世銀分手時，彼此都覺五味雜陳。他以局外人之姿到任，離職時還是個局外人。當他在世銀內部碰到批評人士，質疑他信仰政府能做出最好的投資決定時，他避而不辯。他與招募他的世銀總裁佐立克並無交乘作用。林愛掛在嘴邊的是：他不僅是第一位出身自開發中國家的首席經濟學家，還是頭一個「能好好瞭解開發中國家」的學者。

每當一個新點子橫掃中國，不論是新時尚、哲學、還是生活方式，中國人均稱它為「熱」。在改革開放頭幾年，中國人患上了「西裝熱」、「薩特熱」（Jean-PaulSartreFever）、「私人電話熱」。你很難預測某種熱何時、何地會發作，還有過後會留下什麼樣的影響。

我在北京的最後幾個月，體驗到了共產黨的某個脆弱時刻，黨居然把一個有兩千萬人口的城市，成功帶回較簡單的歲月。那是二○一二年十一月，黨著手清理首都，以備舉行十年內最神聖的事件：中國共產黨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兩千多名黨代表集會在京城，最高潮處是新政治局的揭幕，並被委以帶領人民共和國走向未來的重任。在準備期間，中宣部要求其遍布全國的辦事室創造出一種「簇擁推動十八大勝利召開的氛圍，另外，網路上的宣傳也要達到高潮」。檢查人員切斷了網路上談論貪腐及陰謀的新帖文，封鎖最新的雙關語，另讓網路上那些令之難以忍受的玩笑來源，全都噤口：有個任職於北京某投資基金的男子翟小兵，發了一條推特冷笑話，把十八大比擬成一部新的關於世界末日、天地毀滅的電影，於是被捕，關了三星期。

我造訪艾未未工作室時，感覺很奇怪──一種壓迫感，空間幽閉得令人恐懼。他的助手正在工作，設計圖用大頭針釘在牆上，但艾未未還生活在法律的煉獄裡，雖然能自由地創作藝術，但禁止離開首都。警方要求他每次離開家都要先來報到。他跟我說：「我必須向他們報告我要去哪兒，要見誰。基本上我聽他們的命令，原因是這根本不意味著什麼。我還想告訴他們，我不害怕。我可不偷偷摸摸。他們可以跟蹤我。」

很多人都相信，除非共產黨擊退貪腐浪潮，不然貪腐將「無可避免地導致亡黨亡國」，習近平上任沒多久，就承認了這一點。他把現況比擬為「物腐生蛆」，矢言不光打低階的「蒼蠅」，還要打實力強的「老虎」。他呼籲同志們要「勤勉節約」，習第一次正式訪巡時，國營電視台報導他住宿的是「普通客房」，晚餐沒辦宴會，而是吃自助餐──這項表態在中國政治文化是如此激烈，以至於「自助餐」一詞變得有超自然意義。國營的新聞通訊社還發了偌大頭條，標題是「習近平拜訪河北貧戶：晚餐只四菜一湯，沒有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