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在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下的北京，發生了一場在外交、政治、文學、社會各面向皆有深遠影響的社會運動，即為「五四」。引發五四的近因在於，一戰過後的《凡爾賽條約》內容助長大日本帝國在中國擴張勢力，於是大量學生挺身反對傾日的北洋政府，以期「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不過，這場運動卻更加深刻地挑戰了「舊中國」的種種，殷切期望改革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在五四時期相繼引入各種西方思想，更為爾後中國諸項變革埋下遠因。
五四近因：主張「外爭主權，內除國賊」
100年前的今天，約有3000名大學生們齊聚在北京的天安門前，高舉「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廢除二十一條要求」、「還我青島」等標語抗議。原來，改變世界秩序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在大約半年前結束，隨後戰勝各國的代表來到巴黎凡爾賽宮，討論戰敗國賠償事宜，並重新分配各國勢力版圖。其中，關於戰前由德國掌控、戰爭期間被日本佔據的山東，列強卻在對德擬出的《凡爾賽條約》中以《二十一條要求》為基礎，決定將膠州灣及德國原先享有的一切權益，完全轉讓日本。
這項決定顯然罔顧中國意願，更不顧中國已在1917年加入協約國一方、同樣名列戰勝國的事實，於是，當關於山東問題的消息傳回北京，眾人意氣難平，紛紛走上街頭，展開這場以北京大學學生為首的運動，以遊行、示威、罷工、罷課等手段，抗議政府軟弱的外交政策。由於反日情緒自日方1915年提出《對華二十一條要求》以來，在舉國社會間醞釀已久，在民族主義情緒的渲染下，五四運動更迅速擴散至中國各大省份。
因此，雖然點燃五四運動的導火線是巴黎和會的結果，但真正使運動上升到全國規模的，可以說是中國青年打倒軍閥、反對帝國主義的怒吼，以及對民族自決的熱切渴望。
封建禮教會吃人！轉投德先生、賽先生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爲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爲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旣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魯迅《狂人日記》〈自序〉
因此，除了針對山東問題與宣洩反日情緒以外，五四運動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這場運動加劇中國社會中「救亡圖存」意識的發酵，為打造「新中國」建立基礎。清末以來，隨著列強挾船堅砲利之勢打開中國門戶，知識分子之間陸續有變法、改革等呼聲，五四運動承襲這樣的思想脈動，鼓勵時人以民主、平等、自由、科學實驗等西方思想為工具，對中國封建體制、傳統教條進行一場徹底的檢討。這場由愛國情緒點燃的抗議，因此而能成為在文化、思想、科學等方面皆有影響的大規模現代化運動。
在各項「舊制度」中，在魯迅筆下會「吃人」的儒家倫理，最為知識分子詬病。取而代之受到歡迎的是主張人人平等的「德先生」（Democracy；民主），而在知識生產方面，西方現代的「賽先生」（Science；科學）則備受提倡。除此之外，魯迅、陳獨秀、胡適等人提倡的白話文，也乘著這波運動成功推行，這個文體改革並非僅僅改變人們的行文與創作，更在日後促進了教育的普及。
醞釀中的不同「救國」路線，日後不同的五四記憶
在一戰結束當下，威爾遜（Woodrow Wilson）《十四點和平原則》中的「民族自決」概念，讓當時的（半）殖民地知識分子欣喜若狂，其中也包含中國的意見領袖，比如胡適與陳獨秀都曾因此視威爾遜為人道主義的表率。不過，在由美法主導的巴黎和會過後，亞非的被殖民者們開始察覺，列強的外交政策實質上仍由帝國主義掛帥。特別是《凡爾賽條約》中山東的歸屬，更令中國知識分子對威爾遜感到失望，除了在當下使他們五四運動中大力反對中華民國疲弱的外交手段，長遠而言，也使他們以更具批判性的眼光看待各種來自西方的「主義」。
其中有部分人士，在對美國為首的強權大感失望後，毅然轉而投向國際當時的另一勢力——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將社會主義思想引介到中國。這些變化都與五四牽連甚深，因為這場運動引燃了迫切期望改革的風氣，方才在社會中營造出吸納、翻譯、討論各家西方思想的公共空間。因此，在中共的敘事中，正是五四運動促成了布什派在亞洲的興起，為日後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的崛起鋪下墊腳石，中華人民共和國更訂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以茲紀念。
而在其他地方，五四則成為民主與自由的代名詞。亦有論者認為，這場社會運動不僅對於中國而言意義非凡，也鼓舞了當時海峽彼岸的台灣知識分子、以及東京的台灣留日學生，對日後在日本殖民政權下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起了激勵的效果。不同歷史意識對五四運動的多元記憶與詮釋，反而更加彰顯了這場百年前社會運動的劃時代意義，及其對中國與東亞這百年來的深遠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