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兩本著作
季辛吉，1923年出生；2011年，88歲，出版『論中國』（On China）一書；2014年，91歲，出版『世界秩序』（World Order）一書。從『論中國』到『世界秩序』，代表季辛吉晚年、甚或可能是一生最後對美中關係的見解。
德籍猶太人的季辛吉，15歲到美國；1947年（24歲）進入哈佛求學，從學生到擔任教學，在哈佛歷經21年；1969年（46歲）開始在白宮服務，從1969年1月到1977年初，他先後在尼克森與福特兩位總統任內，擔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與國務卿。8年期間，季辛吉最受議論、影響最深遠、乃至改變冷戰對峙格局的，便是對美國與中國關係的突破與推動所做的努力。
在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Diplomacy）一書，季辛吉表示：「如果我們能夠確認我們的猜測為真──即蘇聯與中國彼此之間畏懼對方之心，遠大於他們對美國的戒懼，美國外交上就會有一史無前例的大好機會」。「為了實施把兩極對峙的世界轉化為戰略性的三角關係」，「可謂本世紀美國歷任總統中最特殊的一位」，尼克森從1969年夏季便表露出：「預備支持一個20年來與美國並無外交關係的國家，這個國家迄今與美國政府亦無任何層次的接觸交往，甚至一有機會還要痛批美國為帝國主義」。這種態度揭示出「美國又回到現實政治的世界來了」，尼克森成為自老羅斯福總統以來，「第一位以國家利益為號召執行外交政策的美國總統」。
1971年的「秘密訪問」
1971年7月，季辛吉一行第一次踏上「神秘」的中國土地；40年後，在『論中國』一書，季辛吉表示：「美國打開中國大門的動機，是為了走出越南戰爭的陣痛和冷戰的不祥陰影，並給美國人民展現和平的願景」。歷經40多年的考驗，「儘管（美中）兩國的出發點迥異，八位美國總統和四代中國領導人，在處理微妙的雙邊關係時，卻顯示出驚人的連貫性。雙方始終致力維護這一實質性的合作關係，使之不受歷史糾葛與各自國內考慮的干擾」。
中國在2009年推出一部紀錄片──「秘密訪問」，介紹的即是1971年7月9日季辛吉歷史性的「試探」訪問。季辛吉等當事人均接受訪談，片中可看到雙方的準備與緊張。在鏡頭下，季辛吉為避人耳目，戴上「一頂大沿帽，一副寬大墨鏡」，穿「黑色西裝，黑皮鞋」，以神秘的面貌，乘著巴基斯坦總統專機進入大陸，並預定在北京僅停留48小時。而48小時之中，扣除美國代表團剛抵北京時休息4小時，安排參觀4小時，加上兩個晚上的睡眠時間16小時，「這兩個20年來沒有實際的外交接觸、並曾兵戎相見的國家，就只剩下不到24小時的時間可用於會談」。
季辛吉在『論中國』坦誠：「美國代表團抵達北京以前，對北京實際的談判方式還不了解，對中國人的待客之道更是一無所知。美國對共產黨國家外交官的印象，還停留在蘇聯領導人的形象，特別是葛羅米柯（外長），他往往把外交談判變成一種官場上的毅力考驗……他的自律有時讓人感覺他太緊張了」。「中方在接待我們這個祕密訪問團卻全無緊張氣氛……我們的東道主那麼泰然自若，落落大方，好像沒有任何事情會打亂他們的方寸，也好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迎接美國總統的使節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這種外交風格更接近於傳統的中國外交風格，而不像我們在跟其他共黨國家談判時所熟悉的那種教條作風」。
毛周的領導風格
中國領導人的領導風格和談判作風，不但使季辛吉的「秘密訪問」達陣，更促成「改變世界的一週」──尼克森訪華順利完成。「周恩來是我60年來公共生涯中所遇到最有魅力的人」，季辛吉這樣描述：「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壓倒談判對手，能憑直覺抓到對方的心理」，「他含蓄、敏感的風格幫我們克服了曾互為仇敵的兩個大國新興關係中的很多隱患」。季辛吉也談到對毛澤東與周恩來的觀察與比較：「在任何聚會中，毛澤東總是以氣勢掌握全場，周恩來則是分享參與者；毛澤東的豪情會讓反對者懾服，而周恩來會以其智慧服人或取勝；毛澤東說話尖銳犀利，周恩來則鞭辟入裡；毛澤東將自己看做哲學家，周恩來則自認擅長行政管理或談判；毛澤東致力加快歷史的速度，周恩來則善於乘時乘勢」。
中國的談判作風也與蘇聯領導人大異其趣。季辛吉在『大外交』一書這樣比較：「蘇聯的外交官幾乎絕口不談觀念問題，他們的戰術是，選定莫斯科當下關切的一個問題，糾纏不休，旨在令對手疲乏而不是被說服，而˙獲致一項決議，蘇聯談判代表的堅持與死硬，把政策變成累死人的零售叫賣。」「中國比較不在意計較小地方，而著重建立信心」；「先協調觀念與基本方向」；「先談觀念，迴避實質問題」；繼又在『論中國』稱「務實外交的最終形式就應該是對概念進行討論」，「雙方一致決定把大部分時間用於了解各自對國際秩序的看法」，「這樣的討論有時像是兩個教國際關係的教授在談話，而不像一場正式的外交對話」。
從「圍棋概念」到「三國演義」
就文獻顯示，季辛吉的興趣，起先是歷史與哲學，漸漸擴大到外交政策、核子武器、戰略與國際政治，而其風格一直是歐洲；在到白宮任職之前，季辛吉除「越南的談判」一文外，並未寫過關於亞洲、非洲、中東、甚至拉丁美洲的專文。他公職卸任後所寫的『白宮歲月』、『動盪年代』、『大外交』、『邁向21世紀──美國需要外交政策』等書，關注的議題雖因美國的強大及職責在身而遍及全世界，但卻從無像『論中國』那樣，大談「圍棋概念」、「孫子兵法」、乃至「三國演義」。季辛吉認為「下圍棋學到的是『戰略包圍』的藝術」，旨在「培養戰略靈活性」；「孫子兵法」「強調心理和政治因素，而不是只談軍事」，「論述的不是如何征服領土，而是如何在心理上壓倒敵人，這也是當年越南民主共和國與美國打戰的戰法」；「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的「空城計」，在季辛吉看來，「面對大國核戰的威脅，毛澤東表現出的視若無睹，很有些空城計的意思」。
由於季辛吉對中國歷史文化有這樣的體會，他感受到「中國對個人關係的重視超出戰術範圍……中國外交官把延續關係看做是一項重要任務，甚至比正式的文件更為重要……中方領導人培養的＂友誼＂不太在乎個人性質，而是更重視長遠的文化、民族或歷史的紐帶，而美國人所說的個人關係只是針對談判對手本人；中方說的友誼是通過無形的因素來培養長期的、經得起時間考驗的關係，而美國的外交官則重視社交往來，以便於當下正在進行的工作。」因此，當打開中國之門的尼克森，因水門案辭職後，美國政治人物對他避之唯恐不及，毛澤東卻邀請他訪華；踏出第一步探險之旅的季辛吉，不僅和毛澤東、周恩來有過深入的對話，而中國當代領導人，包括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以及當今的習近平，一直都奉他為上賓。40年來，季辛吉訪華已50多次，中國給予的禮遇，其時間之久，規格之高，幾乎是全世界任何國家的外交官所未曾享有的，他成為唯一的例外。
1972年2月21日，「76年精神」專機在北京機場降落時，尼克森在『真實的戰爭』一書中這樣寫道：「1954年日內瓦會議時，在一次公開的場合中，周（恩來）向杜勒斯（時任美國國務卿）伸出他的手來，但杜勒斯卻拒絕與他握手……我決定當我到達中國時，第一項行動就要化解這種宿怨。當我走下扶梯 ，周開始鼓掌，我也以鼓掌報之，當我到達最後一格時，我就先向周伸出手來，當他抓著我的手時，其意義就不僅是一次握手而已，我們雙方都知道那代表一個歷史中的轉折點。」這是非常具有「三國演義」風格的一幕。2014年中國推出一部紀錄片──「9天──1979年鄧小平訪美」，介紹75歲的鄧小平，在到達美國的當天晚上，在正式行程上所沒有安排的，鄧小平率同參與美中建交談判的中方關鍵人員，到時任卡特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里辛斯基府宅，美方參加人員也都為參與建交談判的關鍵幕僚，晚宴由布氏夫人親自下廚，三個小孩親自服務，這場有如「慶功宴」的家宴，也是道道地地具有「三國演義」風格、且又有中美合演的一幕。
「台灣問題」與「蔣委員長」
季辛吉稱：「我所認識的10任美國總統中，他（尼克森）對長期的國際趨勢有獨到的把握，他在與周恩來15個小時的會談中，向周恩來展示中美關係的前景及其對世界事務的影響。」尼克森與毛澤東見面時，毛澤東用雙手抓住尼克森的雙手，並報以笑容，這是20多年來敵對的兩個國家領導人，第一次公開握手、微笑，中國用這張照片來表達中美關係的一種氣氛或政策走向。在尼毛會談中，美方領導人「第一次體會到毛澤東的風趣和他話中有話的談吐風格……毛澤東的談話貌似漫無中心，但最重要的談話都在言外。」在此次會談中，20多年來雙方一直互批的台灣問題，卻沒什麼談到，反而談及「蔣委員長」，且談法亦頗風趣：
毛澤東：我們共同的老朋友蔣委員長可不同意這個……，他叫我們共匪，最近他有一個講話，你看過沒有？
尼克森：蔣介石稱主席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麼？
周恩來：一般說來，我們叫他們＂蔣幫＂。有時候在報上我們叫他匪，他反過來也叫我們匪，總之，我們互相對罵。
毛澤東：實際上，我們同他的交情比你們的交情長得多。
在這種氛圍下進行的會談可謂別開生面，毛澤東甚至跟尼克森打趣說：「我喜歡右派」，並「投了尼克森一票」。由尼克森和周恩來主導的「上海公報」，便是在毛澤東表示會談即使陷入僵局，中國還是會堅持不懈、爭取與美國在未來實現戰略合作的意志下達成。
「上海公報」的「外交革命」
「上海公報」具有破天荒的特徵，這是在毛澤東的干預下，經由周恩來的修正後提出，並為雙方所接受。「上海公報」有一半以上是雙方的各自表述，奇妙的是，雙方見解不一的部分卻給雙方有同感的主題賦予重要意義。約40年後，季辛吉這樣寫道：「歷史上，任何兩個國家在意見遠遠不如這樣一致的情況下都能建立聯盟，更不用說這麼一個公報。儘管它咬文嚼字，但它確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成果。兩個國家差不多6個月前還是仇敵，現在卻宣布共同反對蘇聯進一步擴大其勢力範圍，這是一場真正的外交革命。」
「原則立場和務實精神」在「上海公報」的台灣問題上達到一個模糊的平衡。「在『上海公報』剩下的最後一節，（有關台灣問題）其關鍵的內容只有一段，但為了這一段，我們（指季辛吉與喬冠華）幾乎開了整整兩個晚上的夜車。」「在簽署後的40年中，美中雙方都沒有讓這個問題中斷兩國關係的發展勢頭。在整個過程中，美國闡明和平解決的重要性，中國則堅稱必須最終統一。各方都實行克制，力爭避免跟對方展開意志或力量的較量。中國提出了核心原則，至於這些原則何時執行則持靈活態度。美國是務實的，具體事情具體處理，但有時受到美國國內壓力的嚴重影響。總的來說，北京和華盛頓一切都以中美關係為重。」不過，「中國領導人從未放棄過對最終統一的堅持，也不應該期望他們會放棄這一點。同樣，據我預測，也沒有一個美國領導人會放棄或改變美國堅持和平解決這一問題的立場。政治家需要避免任何漂流地發展到迫使雙方都不得不考驗對方信念的本質以及信念是否堅定的地步。」
＊作者曾任三屆立委、兩屆監委、一屆國大，現為台研會創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