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機降落桃園機場前，應亮接過空服員遞給他的入境卡，他照例填上上海老家的地址。那地址他已六年不曾回返，也不得回返。
「其實我老家早因為開路而搬遷，這地址也不存在了，新家搬去哪，我也不知道。但我每次入境別的國家，都還是填上這個地址。」應亮一邊慢悠悠地說著，一邊想著這荒謬，忍不住露了一絲微笑──一個不存在的地址標示著他在世上的座標，這荒誕正是他流亡身分的寫照。
赴港訪問回不了家鄉
二○一二年，應亮在香港演藝學院擔任駐校藝術家期間，拍了以楊佳母親為主題的電影《我還有話要說》。敏感議題讓應亮隨即被中國政府盯上，公安三番兩次找上他上海的家人，「叫他們勸我去深圳和政府部門談一談，又說願意買下片子版權等等。」
幾次威逼利誘，家人無奈，只得打了電話給遠在香港的應亮，「電話裡他們也不能多說什麼，畢竟公安就在邊上嘛。他們只問我是不是拍了一部楊佳的片子？有些問題怎麼怎麼的，然後讓我自己決定該怎麼做。」
掛上電話，恐懼在背脊攀爬，「他們沒說什麼，但我完全知道發生什麼事。」之後連著幾天，連鄰居倒垃圾發出點聲響，應亮都懷疑那是不是有人在監視著他。
「直到我拍《自由行》，和演員說戲時，我分享了當時的經歷和感受。」他告訴演員，那恐懼就好像你和伴侶坐在一艘小舟上，水流湍急、漫無邊際，眼前的水面猝然冒起龐然巨物那般。
中國政府隨後對應亮發出通緝令，遠方的風比遠方更遠，故鄉從此成了異鄉，他則成了旅人。「從前我在中國過的是比較體制外的生活，那是一種精神上的流亡。現在則是真正身體上的流亡了。」平靜的聲線裡，他又再露出一抹淺笑。
被中國通緝後，一年的駐校任期屆滿，香港演藝學院不願再給他聘書，好在演藝學院底下的系所給了他一份兼職。「但去年開始連兼職都不能給我了，所以現在靠老婆支持經濟。」這幾年應亮為了留港的工作簽證焦頭爛額，「有時拿到簽證，效期卻只有三個月、五個月，等於你剛拿到，就得開始為下一次簽證發愁。」
曾經因為工作簽證即將到期，新的簽證還沒著落，那陣子應亮還得去一趟日本，擔心出了境就回不來，一家三口因此拖著行李箱在路邊模擬跑路的情景。
「台灣沒難民法，我沒法留下」
他也考慮過轉往其他國家，包括台灣，「但中國人無法拿到台灣的工作簽證，且台灣沒有《難民法》，我沒辦法留下來。」應亮輕輕苦笑一聲，這幾年應亮認識不少流亡在台灣的中國人，簽證問題是彼此共通的糾結。
流亡的日子，張羅生計已占據他大把時間，應亮的創作幾乎停擺，另一方面，「過去在中國，拍電影多少有些反叛意味，有種『每次都是最後一次』的悲情。」應亮後來才體會，悲情成了創作的驅力，並不是一件健康的事。待在香港的那幾年，少了這外力的脅迫、少了悲劇情懷，「做為一個創作者，你想要說什麼、你該做什麼？這問題就出來了。」
一直到一五年的秋天，應亮拍了以香港雨傘運動為題的《九月二十八日．晴》，才再度用創作者的姿態發出聲音。隔年這部片拿下金馬獎最佳短片。
在台灣「不期而遇」岳父母
在異地，應亮逐漸生了根、有了孩子，「以前在中國我是沒想要生孩子的，生了只是多一個奴隸。在香港，這環境我們想是可以的。」現在每天早晨，他都會和孩子商量，要怎麼前往幼兒園，是騎自行車呢？還是走路？讓孩子自己感受一下氣候溫度，決定該穿什麼衣服。旁人聽了讚嘆這教養方式好民主，他同樣又是一個淺笑：「我們是沒得選的嘛，所以想讓他有選擇。」
孩子出生後，老家的親戚長輩只能透過電腦視訊見見孫子。應亮本想過讓長輩到香港來探親，但轉念一想，香港還是太危險，最後選了台灣做第三地，由應亮的岳父母申請跟團來台旅遊，應亮一家三口則是包著計程車尾隨大巴，「他們去哪個景點玩，我們也跟去玩。」就這樣「不期而遇」，促成一次家人團聚。
「這其實是流亡者的共同經驗，我知道很多去德國、去歐洲的，也會飛來台灣和家人見一面。」台灣成了流亡者眼中的綠洲，「因為它是華人社會裡社會進程最先進的地方──即使很多台灣人對它不滿意──尤其這幾年不少香港人移居台灣，可能都有個共同的想法：當自由被壓迫時，就得再另尋一處自由地，至今台灣仍是一個『值得被找到的地方』。」
藉著陸客團行探親之實的經歷，後來成了應亮一七年短片《媽媽的口供》和一八年長片《自由行》的基底。透過電影，他講述一段在重重限制下來台與母親相會的流亡女導演故事，圍繞周身的旅行團如同監獄的象徵，導遊則像是管理員，壓抑無所不在。
與家人「保持距離」保護彼此
但應亮既不控訴也不煽情，只透過母女兩人間飽脹的彆扭，凸顯家人關係如何遭外力扭曲變形，甚至變形到僅能靠「保持距離」來保護彼此。
兩部片不但在台灣拍，也有台灣資金贊助，「當時有了《媽媽的口供》拍片計畫後，有朋友告訴我可以透過台灣的公司申請拍片獎助。」在友人協助下，應亮申請到了「高雄拍」短片獎助計畫。差不多同一時間，台灣導演沈可尚看了《媽媽的口供》拍片計畫，鼓勵他拍成長片，所以短片、長片一起籌備。《自由行》最後則是由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台灣共同合資，其中台灣的投資來自公共電視。
拍攝《自由行》這部帶有些許自傳性質的片子，不只反映流亡者的困境，更多是讓應亮狠狠地剖開自身外殼，直視內心交纏的情緒。他笑說光是創作過程，劇本前後就寫了十一版。「但許多場景，因為是我自身經驗，我寫不下去──太難看了，我不忍心。反而是靠我們另一個共同編劇陳慧點了出來。」
像是原本第一版的故事裡，母女相隔多年在台相見，一見面就是擁抱，孫子也和老媽媽顯得親暱。但陳慧一看便說「不可能」，從來只在電腦裡見過面的祖孫，怎會在第一時間毫無隔閡。
「你真當自己香港人喔！」
多了一雙旁觀者的眼，讓劇本走向更貼近真實的壓抑。一場母女在飯店房間會面的戲，陳慧安排巧妙兩人還沒說上幾句話，中國導遊便敲門進房，半告誡半提醒兩人千萬別出什麼岔子。女主角還想張嘴辯駁，卻被母親一把攔下，待導遊離去，母親冷冷地應了一句：「你真當自己香港人喔！」
這句台詞結結實實地重擊了應亮，「那場戲裡，女主角生氣的對象不是導遊，而是母親──母親帶點世故的形象，正是她厭惡的中國人樣子。」但那一句「你真當自己香港人喔」卻是一語道破所謂的流亡，不僅僅是一個人承擔苦難，留在老家的家人，更是直接與壓迫周旋、共生。說到這，他又反覆地呢喃：「但這太難看了，我不忍心寫啊。」
而影片裡總是一臉怒氣，像在和全世界過不去的女主角，一有空閒便拿出劇本修修改改，正反映了流亡者對「身分」的焦慮，「她沒有身分了，除了躲在一個專業者──例如導演的身分裡，她不知道能怎麼定位自己。」
電影的最後，倔強準備返鄉的母親臨走前一臉平靜地告訴女兒，若情況再更糟糕下去，「大不了我們就斷絕關係，不再連絡。」那麼舉重若輕的一句台詞，「其實是很悲哀的。親人間關係、感情可以輕易被政治因素割斷，割斷後的疼痛，又能輕易接受和迴避。」應亮說，那是曾經遭遇中國劇烈政治運動洗禮的一代人一種保護本能。兩代中國人在外在政治環境下被捏塑成的樣子，凝聚在三天兩夜的自由行裡。
回家，一樣在精神上流亡
戲劇殘酷，卻和現實相去並不遠，這幾年應亮拍雨傘運動的短片，或是《自由行》，甚或預備以流亡海外的中國人為題進行新創作，都絕口不在視訊裡向家人提及，「因為他們知道的愈少，對他們愈好，什麼都別說。」保持距離，才能以策安全。
離開中國六年，如今應亮說，除非必要，否則他沒打算回去了，「這個國家本身沒有變化，我回去一樣是精神上的流亡，和它還是遠的；而且它讓我回去我便回去，某種程度是認同這政權、這行為的合法性。」流亡雖讓他被迫在自己的故鄉缺席，生命似乎蒙上一層截肢感，但至少還有自由，還能以夢為馬，「而自由，就該是我的家鄉。」
應亮小檔案
出生：1977年，上海
學歷：重慶大學電影學院導演系
經歷：2012年《我還有話要說》拿下瑞士盧卡諾影展最佳導演、2016年《9月28日．晴》獲得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2018年《媽媽的口供》先後入圍鹿特丹影展與釜山國際短片節，《自由行》獲選盧卡諾影展主競賽單元及開幕片
楊佳案
2007年10月楊佳在上海市因自行車未掛牌遭警方攔檢，因未出示身分證明和告知車輛來源，而被帶回閘北分局派出所，隨後遭到刑求導致喪失生殖能力。之後楊佳多次向公安局和相關部門投訴無果，2008年楊佳前往閘北分局攻擊所內警員，最後6人死亡。5個月後楊佳被處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