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日在英國保守黨舉行的一場有關香港自由與法治的論壇上，一名中國央視女記者起身大罵與會嘉賓是「反華分裂分子」，在被要求離場時她兩度出手打人，並稱自己有權進行抗議，該記者隨後被當地警方短時間拘捕後釋放。不過事件並沒有到此為止，包括中國駐倫敦大使館以及中國央視都發表「強烈抗議」，稱該記者是在行使記者權利提問並發表觀點，英方的做法「完全不可接受」，並要求主辦方英國保守黨向記者道歉。中國官方和官媒的反應說明了什麼？這名央視記者究竟是行使言論自由的專業記者？還是踐踏言論自由的愛國憤青？本來應該負責「講好中國故事」的中共大外宣，為何成了打人耍賴的不速之客？這起事件是否可能成為下一個瑞典事件？
嘉賓：英文網站《改變中國》主編曹雅學；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高級講師呂秉權；前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鄭宇碩
呂秉權：記者提問職責所在，拳腳相向自曝其短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高級講師呂秉權說，記者應該明白自己的行為規範，記者不是示威者，但是可以表達某個組織甚至包括政府的立場和態度。但是，無論希望代表誰，都應該搞清楚自己的角色。在會場被文明勸說之後出手動粗，無論如何都是背離文明和法律的。我也擔任過14年記者。提問和表達立場都是職責所在，但是表達的方式應該是文明的溫和的，不能潑婦罵街更不能拳腳相向。這麼做只能是自曝其短。
呂秉權：中國記者黨之喉舌，為民發聲天方夜譚
呂秉權說，孔女士代表國家立場，是黨的喉舌，從邏輯上看肯定不是人民的傳話筒，不會為民眾說話。所以，我懷疑在國內她是否會為人民而高聲質疑黨國的正確性。至於西方記者在中國提出讓中共政府尷尬的問題，這種可能性是否存在？我們看到，中國的提問體制受到政府的掌控，人大和政協上記者會的提問都是事先安排的；即便記者獲准發問，如果提出令他們尷尬的問題，將會受到訓斥，比方說被被斥責不懂國家民族大義等等。孔女士的情況是她坐的位置決定了腦袋，她不可能讓政府尷尬。中國政府不分青紅皂白，貌似搞不清楚是非，盲目進行外交抗議，只能被認為不講道理。
呂秉權：「厲害之國」恃強，逼迫國際與之接軌
呂秉權說，以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說要與世界接軌，要慢慢學習世界的文明遊戲規則；現在強大之後搖身變為「厲害了，我的國」，拔劍亮劍，要求世界與中國接軌。所以，中國政府在很多場合行為囂張，因為它自侍國力雄厚，認為強權就是真理。這就是本次中國政府明知不對卻要強詞奪理、力挺動粗記者的原因。
鄭宇碩：耍蠻動粗為黨國，記者鬧場自損形象
前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鄭宇碩說，記者的行為當然關乎自己的形象。孔女士作為央視記者，可以提問，甚至也可以展示中國政府的立場，可以聲稱香港是內政問題，然後提出問題，請台上演說人回答。她甚至也可以作為聽眾提出觀點和意見。這些都是正常會議的正常程序。而規規矩矩安安靜靜說話是基本規則，肯定不能動粗。現在的情況是，任何人只要背離中共的思路，只要跟外國政府或者組織有互動，都被認為是受到外國勢力影響，被大罵漢奸，被界定「跟外國勢力勾結」等等。其實，這樣的行為違背文明世界的應有規矩。
鄭宇碩：民族民粹大行其道，國際規則中共不得其門
鄭宇碩說，我們看到，近年來中共官方或者官媒存在很強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即便如此，任何觀點和立場其實都是可以表達的。事實上，中共官媒記者、外訪參會的官方公民團體很多都是黨的代理人。這些本來不應該，但是如果斯斯文文、用文明的方式把黨的立場說清楚也可以接受，總不能打人。中國駐倫敦使館發聲抗議英國政府其實也沒有道理，因為這是英國保守黨的年會，與英國政府沒有關係。即便要提出抗議也只能向保守黨提出，跟英國政府則毫無關係。某個政黨組織的會議如果你認為有錯，完全可以提出批評，但是不能要政府來壓制政黨。至於警方的處理方式，估計是因為會場上的騷亂並非嚴重傷人事件，不過是小事一樁，所以不準備進行起訴。事件反應出中國官媒和外交機關的確都不怎麼了解文明社會規矩，不懂得講究交流所應該遵守的規矩。
鄭宇碩：身處外交逆境，國際對立黨國恐懼
鄭宇碩說，中國政府面臨外國很多杯葛行動，正身處困難的國際環境之中。在這種形勢下，它要挑動一些仇外情緒十分自然。比方說，英國保守黨會議的組織人羅哲思本人就相當同情香港，也批評過中共政府危害香港的民主。他幾個月前要入境香港時，就遭到政府的拒絕而被從香港機場遣送出去。我認為，本次央視記者的做法某種程度上也是針對他的。
曹雅學：專制政府記者本受質疑，大打出手火上澆油
英文網站《改變中國》主編曹雅學說，中國駐外記者就是政府代理人，並不是真正的記者。這些所謂記者採寫的「報導」也不會中立客觀。他們出門帶著的是黨國的使命，執行的是宣傳的任務。他們編寫的新聞都是在黨規定的框架中，向國人講述所謂的「外國觀點」。不過，即使這樣，也應該通過文明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事實上，很多中國記者都這麼做。孔姓記者的表現讓她的同業者蒙羞。本來專制政府下的記者的作用在國際上就是受到質疑的，如今大打出手只能起到更加不利於自己的反作用。
曹雅學：在國際上強詞奪理，中共濫用外部自由
曹雅學說，事件發生後，中國外交部很快把問題上升到外交層面，可以說和瑞典事件一脈相承。中國在國際上甚至包括在聯合國都傾向於強詞奪理。我認為，他們是選擇全方位對抗文明社會的規則。當然，也不排除他們對自由社會的運作不明白不理解。明明是黨派年會卻要求英國政府道歉；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與任何一個政府無關，中國政府卻多年使用外交和經濟手段來打壓挪威政府。只能說中共不了解運作也不接受文明規則。改革幾十年，中國與國際最大的距離就是不願意接受自由社會的政治、經濟、外交和法律運作程序。這是它與文明發生衝突的根本所在。我們看到，孔姓記者在事件中數次吼叫，「UK是民主國家」，事實上就是承認，在民主國家人們享有更大的自由，而在她自己的不民主國家是不自由的。至於部分中國公民特別是黨國代理人，他們的問題在於，知道民主國家的寬容和對製度以及法律的遵守，卻故意濫用這些社會給予的自由
曹雅學：記者外國耍橫，明理者嘲笑批評
曹雅學說，事件發生後，我聽到的都是嘲笑聲。大凡講理的中國人都對記者鬧場和瑞典事件以及一些政府行為感到羞恥。當然，支持政府的中國人也是大有人在，這是多年灌輸民族主義和洗腦的結果；而為黨國工作的代理人當然更不在話下。在中國這個無言論自由的國家，某些言論是否代表民意很難甄別。回顧07、08年時期的微博，當時政府的控制還沒有嚴密起來，所以我們看到，中國民眾當中嚮往民主自由發展的言論占主導，而不是現在所看到的以愛國和仇外為主導。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很難聽到真正的民意表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