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鎮壓民主運動和中美貿易摩擦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造成了嚴重打擊。香港曾被視為連接西方和中國的主要門戶，但現在許多投資者認為，要將香港與專制的中國大陸區分開來越來越難──這一困境引發外國企業紛紛從這座曾經被譽為東方之珠的城市撤離。
根據香港人口普查和統計部門的數據，自2019年以來，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的全球公司數量下降了8.4%。
據《華爾街日報》最近報導，美國公司的數據更為明顯：在過去十年中，三分之一的美國公司已將總部遷出香港。那些留在香港的跨國公司在過去四年裡裁員將近三分之一。
「第23條」可能加劇企業外遷潮
在中國於2020年對香港實施「國安法」之後，香港立法會周二（3月20日）進行三讀之後全票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完成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維權組織稱這條法律幾乎會消滅所有異見。「國安法」已經使長達一年的民主抗議活動被徹底鎮壓，數百名活動人士被捕，獨立媒體機構被關閉。「第23條」被視為讓針對反香港政府和反中共政權的個人、公司和民間團體的打擊變得更加容易。許多外國投資者也同樣憂心忡忡。
美國駐香港總領事梅儒瑞（Gregory May）最近在接受彭博社採訪時警告說，出於數據安全的考慮，一些美國公司目前在訪問香港時使用一次性手機和筆記本電腦，他說香港正在逐漸走向大陸的那種網路審查制度。
美國國務院最近警告說，新法將對國家機密和外部干涉採用「寬泛而模糊」的定義，這可能會被用來壓制任何批評者。
政治打壓損害經濟自由
加拿大弗雷澤研究所經濟自由中心高級研究員米切爾（Matt Mitchell）告訴德國之聲：「如果你試圖限制結社、集會和言論自由，你就會對法治和經濟自由產生溢出效應。」
去年，弗雷澤研究所和總部設在美國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在年度人類自由度指數排名中將香港排在165個司法管轄區的第46位。在所有被研究的地區中，香港的排名下降了17位，是除軍政府統治的緬甸之外排名下降幅度最大的地區。
米切爾警告說：「下降到46位還沒有反映全部情況，因為它包含了2021年的數據，當時由於疫情，每個國家都限制了一些自由。」他認為，在定於9月公布的2024年指數中，香港的排名很可能會進一步下滑。
在經濟自由度指數排名中，香港也跌至第二位。自該排名創立以來，香港一直位居榜首，但這次輸給了新加坡。新加坡這個熱帶城市國家一直自我標榜為「亞洲瑞士」。根據彭博資訊的數據，目前約有4200家跨國公司在這裡設立了地區總部，而香港只有1336家。
在台灣前途、烏克蘭戰爭和貿易摩擦等問題上，中國與美國的地緣政治關係持續緊張，企業需要與中國保持距離，這通常會促使它們做出遷出香港的決定。最近，華盛頓限制中國企業採購用於人工智慧（AI）平台的高端晶片，加劇了這種緊張關係。
新加坡受益於美國「友商外包」政策
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羅奇（Stephen Roach）表示，新加坡和其他亞洲城市同時受益於美國最近的「友商外包」政策--美國的供應鏈越來越優先考慮被視為盟友的國家。
羅奇最近在《金融時報》的一篇專欄文章中寫道，華盛頓的政策轉變「給香港的亞洲盟友帶來了壓力，迫使他們在中美之間選邊站」。
羅奇的文章標題為「我很痛苦地說香港玩完了」，特別提到了香港股市目前乏善可陳的表現，在中港兩地引發了廣泛的恐慌。
恆生指數目前報16,543點，比2018年的歷史最高點低了約50%，與1997年香港被殖民統治者英國交還給中共政權時的水平差不多。相比之下，許多美股近幾個月大幅反彈，創出新高。
除股票外，香港金融業依然強勁？
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總監鄧希煒告訴德國之聲：「如果你看一下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五大支柱，除了股市，其他四大支柱--債券市場、保險業、資產管理和銀行業──都在不斷改善。」
鄧希煒引用了他自己的研究，表明香港正迎來年輕、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勞動力淨流入，並表示香港的法律體系和中國不同，仍然「非常獨立、透明和公平」。
香港扮演為中國企業服務的新角色
鄧希煒預測，香港將繼續成為通往中國的門戶，但更多的是為其他亞洲國家和中東地區服務。
他堅持認為：「說香港已經玩完，說香港不再充滿活力，不再對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重要，為時尚早。」
另一些人則認為，由於與西方的緊張關係持續加劇，北京選擇了自己的「友商外包」模式，因此香港對於在國際上開展業務的中國企業發揮著更加關鍵的作用。
總部位於倫敦的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首席亞洲經濟學家威廉姆斯（Mark Williams）告訴德國之聲：「香港正在從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轉變為中國企業的離岸中心。」
他說：「過去，香港曾與其他全球金融中心爭奪中國業務。但中國企業對在倫敦或紐約上市持謹慎態度，而香港是唯一能夠為這些企業提供安全保障、免受地緣政治壓力的全球金融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