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堯觀點：中共對外用兵是政治考量，未必是理性決策

今年2月14日（農曆新年初五）下午一時多，一艘來自中共的無船名無註冊民間快艇，駛入我國福建省金門縣限制水域捕魚，遇駐當地的我國海洋委員會海巡署第九海巡隊查緝，兩船追逐期間相撞，快艇4名大陸船員落海，其中2人送醫後不冶。

事後兩岸展開談判，中共要求送回遺體及漁船無結果，遂於2月20和25日分別派出數艘由軍艦改裝的大型海警船，組織艦艇編隊進入金門禁止（限制）海域執法巡查，中共官方環球時報宣稱這意味對該海域享有「主權」，中共學者亦稱若兩岸關係持續惡化，中共執法力量將進一步升級。對此，也讓外界憂心恐造成兩岸之衝突。

根據中共過去的對外戰爭行為模式，其發動戰爭的關鍵因素有四，分別敘述如後：

一、領土主權爭端

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其國土由南到北、由東至西，長期以來皆有帝國主義時代留下的領土糾紛，如果北京對任一糾紛的立場稍有動搖，勢必影響中共在其他領土糾紛上的立場。因此北京相信，任何外國--包括超級大國在內，皆不致因為中共所堅持的有限領土主張--亦即是鄰近中共邊界的地區，而冒險和中共爆發全面的衝突。基於前述之考量，中共即使是面對超級大國的干預或威脅時，也往往無所顧忌，例如1969年的中、蘇（前蘇聯）珍寶島之戰；1955年初兩岸的大陳島之戰（緊接在1954年12月台灣和美國簽訂軍事協防條約之後）；1962年的中、印（印度）邊界之戰等，其背後皆含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

二、新領導人樹立個人權威

1979年1月，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獲得黨內鬥爭勝利成為新領導人之後，有鑑於越共頻頻侵擾邊界領土、迫害越南華僑，以及在蘇聯撐腰下意圖稱霸中南半島，遂於2月17日在中越邊境集結共軍17個師（約22萬5千人），對越南六個省十一個縣開始進攻，在半個月的戰鬥中分別攻克同登、高平、諒山等戰略要點，並於撤軍時將該區域至邊境之間的所有經濟、政治和軍事設施全部摧毀，以達到「懲罰（削弱）」越共經濟力量、樹立鄧小平個人政權威信之作戰目的，唯代價是共軍死亡人數高達2萬6千人，其背後為強烈的個人權力考量。 （相關報導： 風評：海巡撞翻的正是管碧玲口中「兩岸善的橋梁」 ｜ 更多文章 ）

三、領導人的政權危機意識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在戰前即向北韓領導人金日成表示，即使美軍參戰但不越過「38度線」--中共軍隊不會介入，唯美韓等多國聯軍於10月1日越過「38度線」攻入北韓，10月3日中共最後一次警告英、美政府不得越過「38度線」，唯多國聯軍至19日已攻下包括平壤在內的北韓大部分地區。10月19日晚上，中共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進入北韓境內，秘密參加韓戰奇襲多國聯軍，造成對方軍隊重大的戰損，而後雙方即在不斷地拉鋸戰中，僵持至1953年7月27日透過談判後宣告停戰，仍維持「38度線」的邊界劃分。表面上毛澤東是應蘇聯和北韓的要求介入韓戰，實際上當時傳聞美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有意協商中華民國具剿共經驗之國軍助陣，毛澤東為了鞏固共產黨的新生政權與東北邊境安全遂悍然出兵，唯代價是共軍死亡人數約高達20萬人（依據中共官方數據宣稱），其背後為政權的存亡危機。

四、政權內部局勢不穩

鑑於中共、蘇聯關係日趨惡化，且彼此在邊境發生了4000多起衝突。1969年3月初經毛澤東批准，共軍部署軍力進行「珍寶島反擊戰」（3月2日至3月17日），這場戰爭是中共蓄謀發動的一次軍事行動，雙方都動用了正規軍，戰鬥之後由中共實際控制了珍寶島，導致兩國關係更加險峻。另在「珍寶島反擊戰」

爆發之前，正逢中共高層毛澤東（軍委會主席）和劉少奇（國家主席）發生權力鬥爭，劉少奇於1968年共產黨八屆十二中全會遭到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以及劉少奇在1969年病逝於河南開封拘禁處所。據此觀之，不排除毛澤東有藉對外發動戰爭來轉移國內注意力的可能，唯代價是共軍死亡人數約幾百員、且將兩國推向了核子大戰的邊緣，其背後為以對外戰爭轉移國內視聽。

小結

綜前所述，中共對外用兵含有主權挑戰、樹立權威、政權威脅、權力鬥爭等政治因素考量，未必是理性決策。再加上其軍事行動往往不顧主客觀環境之不利而悍然用兵的特性，在少有預警動作下常出乎外界的研判或推估，令人矚目。

職是之故，在金門海域陸籍快艇沉沒的風波持續延燒之際，中共國台辦發言人已對台灣提出「極為冷血、為人不齒」的言詞抨擊，同時對岸更派出8000噸級海警船，來回應台灣學者發出有4000噸級海巡艦可以對峙的嗆聲，顯示北京持續端出硬的一手來施壓，可以看到其在「和平統一」大架構不變前提下的新擠壓策略，未來是否會意外「擦槍走火」肇生兩岸重大衝突，殊值吾人密切關注。 （相關報導： 風評：海巡撞翻的正是管碧玲口中「兩岸善的橋梁」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防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國防大學戰爭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