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同為醫師的先生熱烈追求。陳昭姿打開心門，步入婚姻。
「我出來推動這個代理孕母解禁其實是我先生要求......我先生在他的診所裡看到一個跟我狀況一樣的人，她沒有念什麼書、小學畢業，他覺得很感慨，他覺得她人生大概死路一條。其實在台灣的社會，那個年代不能生育的人，你說她是沒有生路也不會錯到哪裡去。」
1996年1月，陳昭姿開始公開倡議《人工生殖法》修改，希望推動代理孕母解禁。回憶整個歷程，何年何月，她記得清清楚楚。
「終生無後，或是說收養小孩，或是說有自己所謂的血緣的小孩，這個是人生的重大的價值觀的選項，你必須尊重每一個人。那我不就是最好的示範嗎？我收養了小孩，可是我一次又一次 在舉行公聽會的時候，或是公民會的時候，其實我已經收養小孩了，但是我還是講一樣的話。」
在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擔任藥劑科主任，醫院大片落地窗外的關渡景色常在，病房裡生命來去無常。數十年來如一日，陳昭姿對於生育的渴望幾近執著。夫妻倆一度在台灣嘗試「偷跑」，私下請託做代孕但都失敗，最後收養一子視如己出，辦公桌與電腦桌面放的都是母子合照。
「你要給人家選項，你不要指定別人，我覺得一個民主幸福社會的特徵之一，就是讓人家有選項，就是我們有選擇嘛。我們也不是逼每一個子宮有病變的人要去做代孕，沒有，不是這樣的。」陳昭姿認為，這是「人權問題」，但代理孕母議題在台灣仍有許多爭議。
2007年，台灣通過《人工生殖法》，當時因社會歧見過大並未將代孕納入規範；2020年5月1日，民進黨立委吳秉叡提出《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給與實施代孕生殖的法理依據，草案在立法院完成一讀程序但未有後續。
2023年底，立法院再次討論修法，是否開放單身女性、女同志人工生殖權利，以及代理孕母解禁。儘管這次也沒有結果，但有傳言草案可望在2024年送入行政院審議，三者全都開放。這次選戰期間，《人工生殖法》也成為最具討論度的性別議題之一。
對於這項代理孕母開放，部分女權團體認為在制度、配套措施不完善情況下「倉促開放」，可能因為經濟與各種社會因素導致女性受壓迫與剝削的問題。陳昭姿並不同意，反而說自己「其實是很大女人主義 」，幾度有些激動地反問：「你知道所謂的工具化、物化關鍵在哪裡？是自主性。如果我能自主，我就不是工具。......我能夠逼誰幫我懷孕嗎？如果不是她百分百的自願。」
陳昭姿尋求代理孕母解禁的這30年，台灣社會歷經巨變。同性婚姻合法化、少子化危機、婚育脫鉤概念逐漸抬頭......，社會對於生育及家庭的需求與想像正在改變。修改《人工生殖法》漸漸成為不少社會群體的共識，只是如何修？誰先行？如何落實？始終存在爭議；從異性戀夫婦、男同志、女同志、單身女性再到醫療界、法律界等，不同團體都有各自的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