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十年前曾提出一項大膽的改革計劃，要將將中國經濟在2020年之前轉型為以服務業與消費為驅動力的西式自由市場經濟。不過《路透》4日指出，習近平所提出的改革其實無甚進展，中國經濟依舊嚴重倚賴那些舊政策，還加劇了巨額債務與產能過剩問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該何去何從？《路透》整理出經濟學家的三項建議。
《路透》所說的改革計畫，就是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2014年）所提出的60項改革任務。不過《路透》認為習近平的改革計畫更適合未開發國家，而且這些年來大部分改革都毫無進展，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舊政策，而這些政策只是加劇了中國的巨額債務和工業產能過剩。當中國沒能實現產業與經濟結構的調整，許多分析師認為中國很可能緩慢走向日本式停滯，甚至發生更嚴重的通貨緊縮。
劍橋大學中國發展專家赫斯特（William Hurst）說：「事情總是慢慢失敗，直到突然崩潰」、「金融危機或其他經濟危機會有重大風險，給中國政府帶來重大的社會和政治成本。最終將不得不進行清算」。《路透》回頭去看中國上個世紀的經濟成就，畢竟當時發展基點較低，上個世紀80年代才擺脫了毛澤東計劃經濟的束縛，從原來的農村社會走向急需工廠與基礎設施的經濟成長快車道。
經濟學家表示，當2008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風暴降臨，中國已滿足其發展水準所需的大部分投資需求。從那時以來，中國經濟名義上成長了4倍，但總體債務卻增加了9倍。為了保持高速成長，中國在2010年代成倍增加基礎設施與房地產投資，卻犧牲了家庭消費。這使得中國消費需求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佔比不如大多數國家，創造的工作機會也集中在建築與工業部門，但這些行業也日益受到年輕大學畢業生的排斥。
中國的作法也讓房地產行業暴增為整體經濟活動的四分之一，地方政府則是過度依賴債務、甚至現在很難再融資。新冠疫情、人口問題與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更加劇了上述問題，所以中國即使已經解封，經濟也難以復甦。墨卡託中國研究所（MERICS）的首席經濟學家曾林（Max Zenglein）說：「我們處在能看到結構性轉變的時刻，但我們本應預測到這些變化的到來」、「我們剛剛開始面對現實，身處一個未經考驗的領域。」
對於當前的危機，中國如果撒手不管，經濟榮景的結束可能會損害大宗商品出口國家的利益、導致全球通貨緊縮；在中國國內則會讓數百萬畢業生失去工作、將財富全都押在房地產的許多人連生活也會成問題、進而引發社會動盪。那中國該怎麼辦呢？除了舉債救市的短期解決方案，《路透》說經濟學家提供習近平另外三種選擇。
第一是透過迅速、痛苦的危機沖銷債務，抑制過剩的工業產能，化解房地產泡沫；
第二則是以犧牲經濟成長為代價，逐步削減過剩產能，但這個過程可能會長達數十年之久；
第三是轉向由消費者主導的經濟模式，進行結構性改革，這麼做雖然也會有一些陣痛，卻有助於中國更迅速、更強勁地再次崛起。
對於第一種作法，如果中國龐大的房地產市場在不受控的狀態下崩潰，《路透》認為將把金融業一同拖下水，引發經濟危機；另一個引爆點則是高達9兆美元（國際貨幣基金估計）的地方政府債務，中國政府雖然曾說要提出「一攬子方案」作為應對，但現在仍不清楚這些措施的細節。不過諮詢公司榮鼎諮詢（Rhodium Group）的合夥人賴特（Logan Wright）也提醒，中國政府必須決定要救哪一塊，因為整體債務實在太大，政府根本不可能提供全額擔保。
賴特強調「當政府的信用不再，中國就會出現危機」。他更具體地表示：「當存在市場風險的剩餘投資突然被切斷資金，中國金融市場遭遇巨大不確定性的時刻就會到來。」不過也有許多經濟學家表示，由於中國政府控制了許多開發商與銀行，資本帳戶的緊縮也限制了資產外流，賴特所擔心的情況其實不太可能發生。
法國外貿銀行（Natixis）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埃雷羅（Alicia Garcia Herrero）則認為，像是公共投資這類非生產項目的債務累積越多，資產回報率就越低，這也意味著中國難以透過成長走出困境。當中國的青年失業率高達21%，約70%的家庭財富都放在房地產，在這種情況下藉著延長調整期間來避免危機，也有引發社會不穩定的風險。
曾林的看法與埃雷羅的擔憂類似，他說中國最成功的故事，就是打造了強大的中產階級—但這件事現在也成為中國的最大弱點。因為如果從當今年輕人的角度來看，他們有可能成為改革後第一個經濟福祉撞上天花板的世代。如果這個時候跟年輕人推銷「勒緊褲腰帶、挽起袖子加油幹」的概念，恐怕沒多少人聽得進去。
那如果是第三條路呢？《路透》認為考慮到習近平60項改革任務的結果，這也是非常不可能實現的選項。由於2015年曾發生資本外流恐慌，導致股市與人民幣雙雙暴跌，官方從此對具有潛在破壞性的改革作法產生反感。從此之後，這些改革計劃就幾乎沒有再被提及，中國也不再堅持金融市場自由化，控制國有巨頭與社會福利計劃也從未完全實現。
不過劍橋大學的赫斯特認為，在中國遭遇經濟危機的當下，現在正是中國轉向新模式的時機，「我認為火車有可能改變方向、甚至改用新車款，人們有興趣這麼做」。但赫斯特也說：「人們同時也非常擔憂短期的政治與社會風險，尤其是引發經濟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