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還說，經濟上的不確定性也讓她對生育望而卻步。中國的人口正在老齡化和萎縮，尤其是20-40歲年齡段的人口，而這個年齡段的人通常會達到一生中的消費高峰。
刺激消費，誰來支付成本？
在過去的一個月裡，政府各部門響應中共領導層重要會議的號召，宣布了數十項促進消費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汽車和家電補貼、延長餐館營業時間以及促進旅遊和娛樂活動。
然而，姚艾琳沒有被說服，她更希望發放消費券。中國一些地方政府已發放了消費券，但金額太小，在宏觀層面上並沒有成效。
企業同樣對這些措施不感興趣。中國歐盟商會主席彥辭（Jens Eskelund）說：「我們還沒有看到任何真正促進需求的措施。」他補充說，「這比支持供給方更為重要。」
45歲的王季柳（Wang Jiliu，音譯）在海南島經營一家餐飲企業，她說營業利潤正在下降，部分原因是疫情發生後人們的收入沒有多大改善。這反過來又影響了她自己的消費習慣。
「我也是這麼想的，我也會控制自己的購物欲望。」王季柳說，「以前，我們經常出去吃飯和旅遊，現在已經很少這樣做了。」
經濟學家提出的需求方措施包括：提供更好、更廣泛的公共服務，提高社會福利，給予工人更多的合法議價權，或將國有企業的股票分給國民。
但誰來買單呢？企業的更多負擔——例如提高福利——是對就業和經濟成長的另一個打擊。剩下的就是正在應對公共債務危機的政府部門了。
地方政府雖然資金匱乏，但資產豐富。2021年，非金融國有企業的淨資產達到76.6萬億元。卡內基中國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佩蒂斯（Michael Pettis）估計，如果中國當局迫使地方政府將GDP的1-1.5%轉移到家庭，中國就能保持目前的成長速度。
「地方政府、企業和金融精英的財富和權力往往取決於對這些資產的控制。」他說，「中國當局與地方政府之間可能會就如何分配各種調整成本發生衝突。這將成為未來兩年最具爭議的政治難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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