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台灣受日本殖民統治，那時是農業生產年代，糖業成了發展的重點，它有「國策糖業」之稱，總督府予以大力的扶植。為了發展台灣的糖業，日本資本家及企業家大力進駐，開發新式糖業工場生產方式，由此來累積資本。惟糖業生產的重要基礎來自於必須掌握生產甘蔗的農地，由此才能夠獲得穩定及源源不斷的生產原料。試問，這些日本資本家如何獲取農地？那時台灣尚未有土地徵收制度，主要的途徑是依賴殖民者總督府的強力介入，縱然台灣農民激烈反抗，但官署及警察還是以威逼方式來進行「強買」。
國史館纂修何鳳嬌研究這段歷史，她指出，「新式製糖會社為了獲得土地，只好強買，其方法是結托官廳，廳長、支廳長率領數百位警官，召喚土地所有者在賣渡書上蓋印，對未帶印章者，叫臨時到會社內出差的刻印商刻印，又登記所的官吏也特地出差到製糖會社內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而買收之價錢當然往往低於時價，或是市價的三分之二，甚至只有三分之一，因此農民於情於理當然不願意出售；而不願意出售、蓋印者，則常受到警官的威嚇、拘禁，當時買收的面積據說達8千甲以上，對農民造成極大的傷害。」這見證了日本殖民者對於台灣農民殘酷的土地掠奪。
百年之後，試問，對農民造成極大傷害的情況是否有所改變？為了促進國家經濟成長，我國政府不斷祭出公權力進行土地徵收，殘忍無情的為工業生產者掠地。然，論者恐會問，台灣現在不是有土地徵收制度了嗎？怎麼還會跟日本殖民時代一樣？但對於源自於中國《土地法》，由其所建構的土地徵收制度，名法學者史尚寬早在50多年前就指出「核准徵收程序之簡略如我土地法者，立法上尚罕見其例。」而這個過時的土地徵收法制並在1996年遭受《釋字第409號解釋》嚴厲批評，指摘「土地法第二百零八條各款用語有欠具體明確，徵收程序之規定亦不盡周全，有關機關應本諸上開意旨檢討修正。」
隨後，2000年，政府雖然因此而制訂《土地徵收條例》，惟還是刻意取巧迴避，此遭土地法學者陳立夫教授批評，「我國之土地徵收程序，並不因土地徵收條例新增上開特點，而得以實踐大法官釋字第四百零九號解釋所宣示關於土地徵收之正當程序；質言之，事實上土地徵收條例欠缺被徵收人陳述意見之規定。甚至，迄九十年一月一日行政程序法施行後，於土地徵收實務上，徵收之執行，亦未因而更為充實。」這實在是讓人非常的遺憾。
這表示台灣的土地徵收制度迄今與民主國家還有一大段距離，這也致使來台審查《兩人權公約》的國際審查委員會已經在2017、2022年兩度提醒我國，「審查委員會關切例如土地徵收條例…含有並非基於人權的規定，並在全臺各地被用於剝奪人民與社區的權益。委員會建議，所有與國內住房與土地政策有關的地方及中央法規應修正，以符合中華民國（臺灣）的國際人權義務。」但是，言者諄諄，聽者卻是藐藐，我國政府迄今都是未改的。
也因此，政府各部門歷年來依舊是隨意的進行土地徵收，例如，被譽為護國神山的台積電就如同是土地徵收的尚方寶劍，銳不可當，竹科管理局屢屢以台積電擴建為名，徵收私有土地。繼新竹寶山之後，現在又要染指桃園龍潭，預計要徵收138.95 公頃私有土地，迫遷約3,795人。在7月28日「用地取得公聽會」上，竹科管理局除了完全沒有提出興辦事業計畫的內容外，僅是抽象的宣稱，「回應廠商建廠需要、超前佈局先進研發與量產基地、鞏固半導體世界競爭力」，並「推估創造6,000就業人數、年平均產值6,000~6,500億元」，就要以此來進行土地徵收，這完全是藐視《憲法》第15條財產權應予保障的規定，也簡直可以說是把《憲法》放在地上踩。
此外，竹科管理局並不斷企圖以《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第1項「協議價購不成則依法申請徵收」來誤導及逼迫民眾，讓民眾以為土地徵收已成事實，民眾只能爭取金錢補償價金及安置。由於需用土地人及土地被徵收人雙方的權力極度懸殊，致使我國「協議價購」根本就不是協議，而是變成了「脅迫價購」，而這與日治時期總督府的「強買」又有何差異呢？
要問，不符合土地徵收正當程序的土地徵收還是土地徵收嗎？不是的，那已不是土地徵收，而是類似於百年前殖民時代的土地掠奪了。遺憾地，百年前是外國對於台灣的殖民而造成嚴重的土地掠奪問題，現在國名雖然是中華民國（台灣），卻依舊是如出一轍，幾乎是進行一樣的掠奪，只是產業名稱由「國策糖業」改為「護國神山」罷了。這不禁讓人懷疑，台灣真的有走出殖民時代嗎？我們是否由外部殖民走入內部殖民呢？現在的執政者雖然宣稱愛台灣及認同本土，但本質上卻依舊是在進行不公平及不正義的內部殖民發展途徑。 （相關報導： 朱淑娟專欄：人民有冤，為什麼到總統府陳情也沒用？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