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上把偏執型人格稱作妄想型人格，以敏感、偏激、固執、多疑為特點，且從小形成，不易改變。有此性格特質和認知的人，會特別堅持自己的一些觀點、想法，情感也比較容易跟著自己的想法走，並且趨於兩極狀態，如當內心認定某個人對他有威脅或者敵意時，會產生強烈的憤怒；相反，則產生強烈的好感；還會覺得自己非常完美，非常固執，自命不凡，高估自己的能力，然而遇到挫折，又很自卑；對別人要求過高，又不信任別人，集自卑和自大於一身。從習過去十年的所作所為看，很符合上面對偏執型人格的描述。他二十大的人事布局，將自己的人馬悉數提拔上位，除反映他的權力沒有制約外，也是他氣度狹小的一個表現。
1、習偏執型人格和認知的表現之一，是他不信任他的執政團隊，只信任權力。
一朝天子一朝臣，對現代民主國家特別是總統制國家來說，新總統上任，都會換上自己的人馬，新的內閣成員要麼是在選舉中為自己立過功的，要麼是同黨中德高望重的，要麼是和自己關係好，很少保留原班人馬。中共新領導人上臺後，一般在關鍵的崗位也換上自己的人。然而習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只用自己的親信。
中共用人講究五湖四海，雖然從來沒有做到這點，習自己也多次強調在這個偉大的新時代，要聚天下英雄而用之，但是包括毛在內，中共建政後的歷任領導人，在幹部的使用方面，還是比較注重不同派系和山頭之間的平衡，儘管自己的嫡系在重要崗位上會安排得多一點，但也不會完全排斥其他派系的人馬，如果某人真有真才實學，深得民望，還是能得到重用的。但是習的幹部隊伍來源非常單一，不是中共內部無人才，而是他只使用自己的之江新軍。他們被安排在黨的中樞機構、重要政府部門以及幾個直轄市和經濟大省。然而，即使對自己的親信，習也不完全放心、信任他們，而是要親攬大權，親自領導親自指揮。
習上臺之初，兼任多個領導小組的組長，一直到現在。這固然主要是通過重置中共的領導結構從而實現集權之目的，可這一行為本身也說明他是要把權力緊緊抓在自己手上的，不想有中間環節，否則在他實現了集權目的，大權在握後，完全可以把這些領導小組交給別的常委或者他的親信，但是他沒有。這就是對權力本身的貪婪。習和王岐山的關係，還有他對劉鶴處理中美貿易談判的干預都能說明這一點。
王做中紀委書記，習的目的是要他充當自己的打手角色，做惡人，在王完成了使命，幫習穩固了他的權力和地位後，習王聯盟解體，王的舊部被抓，白手套企業海航被接管，這背後不是人們說的功高震主，而是對王的習慣型猜忌，即使你是我的親信，兩人結成命運共同體，但對你仍然要防一手，把你的把柄抓在我手上才放心。
美國對中國發出懲罰性關稅的威脅後，習授權劉鶴負責中美貿易談判。千辛萬苦經過幾輪談判眼看雙方要達成結果，最後被習否決掉，致使特朗普很生氣，將對中國的懲罰性關稅擴大到所有輸美商品，並且稅率加重。原因在於，習認為劉鶴沒有很好地貫徹他的意圖，對美讓步過多，可能讓他不好向國內保守派交代。劉雖是他的親信，但劉畢竟在美國留過學，是鄧小平時代中共培養的技術官僚，本質上還是主張改革開放的，這就和習形成了某種理念上的衝突，對和美國進行貿易談判的看法可能同習有某些差異，想藉美國的壓力推動國內的經濟改革，這就和國內保守派的利益形成衝突。
習只信任權力，猜疑親信，這可能和他的出身及家庭遭遇對他的成長有很大影響有關。習父雖然是陝北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但在中共建政後受劉志丹案和高崗案的牽連，一直未得到重用，在中共的紅色家族裡是相對邊緣化的。文革開始前，習家就已被打倒，文革時期，習家更是被掃地出門，而這個時期的習不過是個十多歲的孩子，過早地嘗到失去父親權力蔭蔽後底層民眾的滋味，實際上他比底層百姓的小孩更能感受到這種沒有權力的痛苦，因為後者根本就不知特權的好處。
在習後來的回憶中，有這樣一個情節令人印象深刻，習和他的同齡人去陝北插隊，北京火車站人山人海，都是來送行的父母和家人，大家哭哭啼啼，唯有他冷冷清清，無人來為他送行。他後來說，那一刻他並不感到悲傷，因為前途雖然渺茫，但至少脫離了死亡，留在北京他很可能會被打死。
這個記憶透露出的訊息是複雜的，有慶幸，有對前途茫茫的心酸，還有同他這個年齡不匹配的少有的冷靜。對當時還是少年的習而言，他之所以淪落到發配窮山惡水的農村以逃避可能的死亡的地步，不是他自己的主動選擇，而完全是時代加諸他的後果。他只有被動接受。
這種遭際，要比他的紅色家族的其他小夥伴更早體驗權力的重要和人生的冷酷。這是少年習近平上的人生重要一課。對於這一點，在他成年後是不會輕易對外界吐露的。不僅如此，習父在六四事件中由於沒有站在鄧小平一邊，再一次在權力的鬥爭中被邊緣化，雖然這次他的家族沒有被清洗，但對他的仕途多少會產生不利影響，使他再次體驗到權力這個東西的重要。
在後來二十多年的地方官場生涯中，他之所以顯示出謹小慎微，沒有什麼野心，應該與此有聯繫：權力才是一切，在一個人沒有權力來決定自己的官運，要靠別人來決定的時候，收斂野心，表現出對權力沒有過高的欲望，從而讓別人尤其競爭者放棄對自己的戒備。
2、習偏執型人格和認知的表現之二，是他所謂的不信邪不怕鬼，要領導中共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以此向世界表明人類不應只有西方的普世文明一條道路，還有中國為人類開闢的這條大道。
理論上講，人類的多樣性文明確實不應只有西方這條普世文明的現代化道路，但歷史給出的答案是，至少到現在為止，尚沒有第二條這樣的現代化道路。習偏不信這個「邪」，他認為中國有這個能力和義務為人類開闢第二條現代化新路。因為中國在中共領導下，而中共又在他的領導下。
清零最好不過地表現了習的這種不信邪的偏執型人格和認知模式。疫情三年，清零政策所導致的大面積的人道災難和對民眾權利的侵害，以及經濟受損的嚴重程度，越來越暴露出來，已經超過該政策對民眾生命健康保護的收益，大眾和官員實際對清零也忍無可忍，只是被當局強行壓制。然而，習就是不修正和改變清零做法，哪怕部分修正，原因即在習看來，清零政策是現階段既然防止民眾大規模感染新冠病毒、避免死亡，又能讓經濟保持運轉的最好方式。而他有這個認知，緣於中國在疫情防控的第一階段，即德爾塔（Delta）病毒傳播的階段，相當成功地做到了遏制病毒傳播，少死人和經濟較快恢復這兩者的兼顧和平衡，這個時間段大概在二○二一年中。當局將之歸功於習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歸功於清零政策，認為中國是國際防疫的優等生，把中國的抗疫模式向全球推廣。這個事實支撐著習對防疫和清零政策的認知，讓他偏執地以為按照這套清零做法走下去，中國是能夠防住疫情同時又不對經濟產生太大破壞。目前的經濟劇降不是清零造成的後果，是由別的因素引起的。
一個人不信邪不怕鬼，好聽點說是執著，難聽點說是固執。固執或執著並非壞事，幹事業就要有一骨子蠻勁，問題在於執著的事情是什麼，方向對不對，如果事情本身的方向有錯，那麼越執著，副作用越大，後果越壞。中共領導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毛曾經嘗試過，反右、大躍進、文革都可以看作是毛式現代化的嘗試和探索，結果失敗，其後遺症和破壞性作用至今還在影響中國。鄧小平接受毛的教訓，提出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雖然加上了「中國特色」的修飾詞，但鄧開創被江胡繼承的這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同習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還是有很大的不同，儘管都強調共產黨的領導，要維護黨的統治，然而，前者並沒有完全封閉向西方普世文明轉向的可能性，它的價值體系中有普世文明、普世價值的成分，但在後者中，人們根本看不到西方文明的影子，有的只是被中共改造過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專制因素和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專制成分的兩者的疊加，當局稱它為中國式的現代化，是對人類文明貢獻的中國方案。
＊作者為旅美中國問題專家、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多家海外中文媒體撰稿人，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不合時宜的人民領袖：習近平研究》（獨立作者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