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實力或者威權干預？
許多公司和政府——無論專制或民主政府——都利用公關公司的服務來促進同情報導和抵制負面新聞。然而，有幾個因素可說是使得中國政府可能啟人疑竇的做法特別值得注意。
首先，中國共產黨和與黨關係密切的大型中國企業在宣傳方面投入的資源，其規模十分龐大。可觀且長期的利潤潛力也吸引了國際的公關公司，形成經濟上的依賴性，並阻礙了與其他可能威脅此關係的其他客戶合作。這也反映了在許多國家中，受中共迫害的受害人揭露中共政權或公司不當行為的調查記者及民間倡議人士所擁有的資源的顯著不平衡。
第二個因素是中國政府對中介機構和代理人的分層使用，如美國的中美交流基金會或世界各地的各種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專家們都知道這些實體是中共統戰系統的一部分，但對於透過公關公司代表中共而接觸到的許多當地對話客群來說，他們不太可能熟知這個資訊。接受中國政府對外宣傳的個人可能完全不知道中國政府最終隱身於某篇文章、旅行邀請或活動通知之後。
第三，公關公司及其中國客戶的一些行為已經從普通的公共關係經營轉向審查、恐嚇或規避當地法律，如上述台灣的例子。據報導，在巴拿馬的另一個案例中，一家由中國公司江西礦業大量投資的礦產企業在2019-20年僱用了積極的公關公司——Corporate Diplomacy。該機構召集了資深的媒體管理人，抱怨對其形象不利的新聞，並迫使他們停止報導。這種強烈的反對意見在巴拿馬更具份量，因為，當地記者經常因揭露公共利益的調查報導，遭狹怨報復，面臨高昂的誹謗訴訟。
最後，眾所皆知的還有中國政府在外國媒體生態系統中推廣虛假和誤導性內容。一些旨在單純地慶祝北京奧運會、讚揚中國現代化或呼籲改善雙邊關係的活動，可能看似屬於普通公共外交範疇。但是，當宣傳資訊涉及到粉飾或否認反人類罪行、轉移具正當性的電信設備相關國安隱憂、或傳播COVID-19源自美國的這種陰謀論時，公關公司、其中國客戶和當地媒體，就會在道德上有所妥協。
制訂對策
儘管中國的不實宣傳規模龐大，但民主社會可以採取應對措施以減少潛在風險、守護獨立報導，並在開放的媒體環境中促進聲音的多樣性。
公關公司們應該審查自身為與中共有關聯的實體所提供服務的潛在危害，儘管收費豐厚誘人，最好能停止這些服務；如果公司選擇保留這些有問題的客戶，即使法律沒有要求，它至少也應透明行事，並向對話客群解釋，該公司是代表與中國政府有關聯的實體進行發言。各國政府應執行並擴大涉及外國政府（包括中國）的公關服務的透明度和回報要求。
民主國家的資助方應努力縮小資源差距，不僅要為公民團體、調查性報導專案和受害者群體提供支持，記錄侵權行為或假資訊，還要提供資金，以參與更複雜、更頻繁、規模更龐大的推廣活動，以宣揚他們的調查結果。
就個人層面而言，任何編輯、記者、大學校長、現任或前任政府官員，如果被公關公司邀請參加費用全免的中國之行、撰寫與中國政府官方敘事一致的專欄文章，或進行任何其他可疑的專案，都應該審慎行事，查明邀請的原始來源。簡單的線上研究、向當地專家請益，或瀏覽查看美國公開可用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註冊資訊，往往可以得到明確的答案，並有助於防止無意中被一個殘暴的專制政權所收編。
莎拉・庫克是自由之家中國、香港和台灣的資深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