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典蓉專欄:柯文哲憑什麼藍綠紅通吃

2018-08-23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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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20-台北市長柯文哲(右)20日出席「台北監督連線」成立記者會。(簡必丞攝)

20180820-台北市長柯文哲(右)20日出席「台北監督連線」成立記者會。(簡必丞攝)

假設民主瓦解、制度快速崩壞時,個人該如何自處?耶魯大學歷史學者Timothy Snyder在「論暴政:20世紀的教訓」(On Tyranny: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事中提到一個重要教訓:千萬要記得專業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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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倫理卑之無甚高論,卻是文明的最後一道防線,Timothy Snyder說,「假如法律人遵守沒有審判就不能處決、醫師接受未經同意不得手術、企業家人堅持不用奴工、官僚拒絕傳送和謀殺有關的命令,那麼納粹要犯下屠殺浩劫罪行,將會困難得多」!

專業倫理與政治倫理有別 但政治仍須遵守責任倫理

台灣要邁入文明社會、也到該正視專業倫理的時刻,其中,法律人和醫生正是台灣產出政治人物相當多的兩個專業,政治倫理和專業倫理之間的分界就是一個重要議題;例如,柯文哲上周被問到自己是「台灣社會最大公約數」時這樣說,因為他是急診醫師,不能挑病人,不會說病人送到急診處問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柯文哲因此形容自己可以打破藍綠,從政後跟任何人都可以對話。

柯文哲這段話弄混了兩種倫理,醫師的專業倫理和政治人物的政治倫理;醫師倫理不能因人、因政黨、因改朝換代、甚至因戰爭而有所差別,專業倫理基本上是不能打折的;相反的,政治倫理不但有責任倫理與信念倫理之別,更重要的是,既有「政治」,就不免有對立,例如,保守與進步對立、勞資對立、擁核與反核對立、挺同婚與反同婚對立,只要有歧見、有不同利害,就可列入潛在的政治議題,某種程度而言,政治對抗也是天經地義的,但更因此必須在韋伯的責任倫理界限內,換句話說,必須考慮政治對抗的後果,不能因為堅持一己理念、無限上綱而造成不必要的傷害。

民粹政治早就破壞政黨政治的根基

柯文哲弄混兩種倫理,卻反而因此大紅,反映的是兩個台灣的病灶;第一、台灣政治對立嚴重,對抗已到不擇手段地步。研究民粹政治的學者指出,民粹政治的本質不是大家經常誤解的小人物對抗權威,而是某些政黨或政治人物刻意否定多元政治,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執政黨」自動等同於「人民」,在野黨因此就形同「人民的敵人」,近來在台灣,這樣的套路耳熟能詳,例如,究竟是誰給蔡英文或民進黨權力,可以質問別人何謂「台灣價值」;再如,舆論或在野黨質疑民進黨政府清算國民黨黨產的程序正義,這是一個憲政主義下完全具有正當性的質問,但換到民進黨政治人物口中,就成了復辟的反動代表;更惡毒的是,只要是和執政黨立場不同的都是中國派來的敵對勢力,最近一個可悲的例子是:向來自許溫和理性的駐日代表謝長廷,居然稱國民黨是台灣內部的「中國政黨」,原因是國民黨地方黨在台南設立慰安婦紀念銅像,另一個是國民黨發起反核食公投,這兩者一是人權、另一是人民的食安權利,民進黨在野時也曾針對美牛進口發起激烈抗爭,但一旦執政就將反對聲音視為中國敵對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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